凌晨两点，我从一阵剧烈的头痛中醒来。
胃里翻江倒海，我撑着手臂爬向卫生间，跪在马桶前干呕了五分钟，什么都吐不出来，只有酸涩的胆汁烧灼着喉咙。
镜子里的女人脸色蜡黄，眼眶凹陷，像一具会呼吸的尸体。
我叫沈渡，今年三十二岁，结婚五年，无孩，广告公司策划总监。外人眼里我是标准的“人生赢家”——住着CBD顶层公寓，开着保时捷卡宴，丈夫程砚白是全市最年轻的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
没人知道我头疼恶心想吐的症状，已经持续了整整四十三天。
起初我以为只是压力太大，毕竟我刚拿下了年度最重要的医药客户，连续加班二十多天，每天只睡四小时。后来症状越来越频繁，从每周一次变成每天一次，从轻微恶心变成剧烈干呕，从隐隐作痛变成像有人用电钻从太阳穴往里钻。
我去做了胃镜，结果正常。做了头颅CT，也正常。抽了七管血，所有指标都在参考范围内。
“沈女士，您的身体没有器质性病变。”消化科医生推了推眼镜，表情微妙，“建议您去心理科看看。”
我没去。
不是因为讳疾忌医，而是因为我隐约觉得，这病来得太巧了。
四十三天前，正好是我发现程砚白手机里那个加密相册的日子。
那天他在洗澡，手机放在床头充电，屏幕亮了一下。我本来只是顺手想帮他按掉，却看到一条微信消息：“程医生，今天的咖啡很好喝，明天还能喝到吗？”
发送者的备注是“苏檀 麻醉科”。
我没点进去，但那个名字像一根刺，扎进了我的食道。
从那之后，我开始头疼。开始恶心。开始在每个深夜跪在马桶前呕吐。
“你是不是怀孕了？”闺蜜周晚棠在电话里问。
“不可能。”我说得斩钉截铁。
因为程砚白已经三个月没碰我了。
他总说手术太多太累，回家倒头就睡。我理解，真的理解。医生嘛，救死扶伤，透支生命。我曾经以他的职业为荣，甚至在朋友聚会上骄傲地说：“我丈夫的手，握着的是别人的命。”
现在我才知道，那双手可能握过别人的胸。
头疼在清晨六点再次袭来，我吃了两颗布洛芬，挣扎着起床。今天有重要提案，我不能输。
厨房里，程砚白正在煮咖啡。
他穿着深蓝色的家居服，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截精瘦苍白的手腕。他长得很干净，不是那种攻击性的帅，而是让人想靠近的温柔。当初我就是被这种温柔骗了。
“又没睡好？”他端着咖啡走过来，语气关切，“脸色很差。”
我没接咖啡，转身倒了杯白开水。
他愣了一下，把那杯咖啡放在桌上，又说：“今晚我早点回来，带你去吃日料？你上次说想吃的那家。”
“不用了，”我拉开椅子坐下，“今晚要加班。”
这是我这辈子说过最正确的谎话。
提案很顺利。客户当场拍板，团队欢呼雀跃，我面无表情地收好PPT，开车去了一个地方。
北城第三医院。
不是程砚白工作的第一医院，而是城北一家不起眼的二甲医院。我在挂号机上挂了神经内科，等了四十分钟，见到了一位姓姜的副主任医师。
“沈女士，您哪里不舒服？”
“头疼，恶心想吐，持续一个半月。”我把之前的检查报告递过去，“胃镜、CT、血常规都做过，没问题。”
姜医生翻着报告，眉头微皱：“之前在哪看的？”
“第一医院。”
“消化科？”
“对。”
他沉默了几秒，抬头看我：“他们没建议您查一下毒理学？”
我心脏猛地一跳：“什么意思？”
“您这个症状，很像慢性中毒。”他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不是食物中毒，而是某种持续摄入的神经毒性物质。剂量很小，不足以致死，但足以让您每天恶心呕吐、剧烈头痛。”
“能查出来是什么吗？”
“可以送毒理学检测，结果大概三天出来。”他开了单子，又补了一句，“但沈女士，我建议您先想想，您每天都会接触到什么东西——食物、水、化妆品、甚至空气——有没有什么是只有您接触，而别人不接触的？”
我握着化验单的手在发抖。
每天都会接触的东西。
程砚白每天早上都会亲手给我煮一杯咖啡。
他说那是他表达爱的方式。
从四十三天前开始，每一天。
三天后，结果出来了。
“砷。”姜医生把报告推过来，“长期、低剂量摄入，来源很可能是饮用水或食物。这个剂量不会立刻致命，但三个月后会损伤肝脏，六个月损伤肾脏，一年后可能导致多器官衰竭。”
我盯着那个字，想起了一件事。
程砚白上一任妻子，三年前死于“急性肝功能衰竭”。
他们结婚两年，没有孩子，死因鉴定为自身免疫性肝病。当时程砚白在葬礼上哭得撕心裂肺，所有人都说他是个深情的丈夫。
我突然不头疼了。
也不恶心了。
甚至觉得这四十三天来的一切症状，都是老天爷在我脑子里拉响的警报。
“沈女士，我建议您立即报警。”姜医生神情严肃。
“不。”我收起报告，站起身，“我要先做一件事。”
“什么事？”
我笑了笑：“喝最后一杯咖啡。”
那天晚上，我提前回家，做了一桌子菜。
程砚白回来的时候明显很意外，站在玄关看着餐桌，眼神闪了一下：“今天什么日子？”
“不是什么日子，”我给他盛了碗汤，“就是想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每天给我煮咖啡。”
他的筷子顿了一下，只有零点几秒，但我看见了。
“对了，”我夹了块排骨放进他碗里，“我今天去医院复查了。”
“哦？怎么样？”
“医生说可能是慢性疲劳，让我多休息。”我笑了笑，端起酒杯，“老公，喝一杯？”
他看了我一眼，端起杯子碰了碰。
酒杯相撞的声音很清脆，像某种仪式开始的钟声。
吃完饭他去洗澡，我收拾厨房，把剩下的菜倒进垃圾袋。他的碗里，排骨一口没动。
我蹲在垃圾桶前，终于把那口憋了一个半月的恶心吐了出来。
但不是因为砷。
是因为我终于看清了枕边人的脸。
第二天，我去见了周晚棠的哥哥——周砚白，北城最年轻的刑事律师。
对，他也叫砚白，同一个名字，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你确定要这么做？”周砚白翻完所有资料，表情严肃，“这可能会毁了你自己的生活。”
“我的生活已经被毁了。”我把一份文件推过去，“这是第一医院麻醉科苏檀的全部信息，以及程砚白和她之间所有我能查到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酒店开房记录。”
“还有这个。”我又拿出一个U盘，“这是我家里厨房的针孔录像，已经连续录了四十三天。他每天早上往我咖啡里放东西的全过程，一帧不落。”
周砚白看了我一眼，拿起手机：“我认识刑侦支队的一个朋友。”
三天后，程砚白在手术室门口被带走。
当时他刚做完一台开颅手术，白大褂上还有血，手铐扣上手腕的那一刻，整个科室都炸了。麻醉科苏檀当场瘫倒在地，护士们捂住了嘴，只有走廊尽头的主任医师面无表情地转过了身。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半年前，程砚白竞争副主任医师时，那个位置本来是这位主任的学生的。
后来那位学生因为“医疗事故”被停职调查，至今没有复岗。
程砚白的手机被技术部门破解后，警方发现了他前妻案件的异常。重新尸检，肝脏组织里检出了高浓度砷。当年那个出具“自身免疫性肝病”鉴定报告的病理科医生，已经在一个月前辞职，下落不明。
而苏檀，不仅是程砚白的情人，还是他获取医用砷剂的渠道——麻醉科有权申购多种化学品，其中包括三氧化二砷。
审讯室里，程砚白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你以为你能赢？”他隔着铁栏看着我，眼神冷得像手术刀，“你那些证据，最多判我个故意伤害。前妻的事，你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我下的毒，那个病理科医生已经出国了。苏檀会帮我顶下一切。”
“是吗？”我把手机屏幕转过去。
屏幕上是一段视频，苏檀坐在审讯室里，哭着交代了所有事情——程砚白如何接近她，如何让她偷出砷剂，如何威胁她如果敢说出去就让她全家陪葬。
“你以为我这些天只是在吐？”我笑了笑，“我在你洗澡的时候，用你的指纹解了锁，把你和她的所有聊天记录都备份了。你以为你删了，但你忘了，云端有备份。”
他的脸色终于变了。
“还有，”我站起身，“你那个出国的病理科朋友，昨天在曼谷机场被国际刑警抓了。”
程砚白的瞳孔剧烈收缩。
“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被抓吗？”我俯下身，隔着铁栏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因为我用你的名义，给他发了一封邮件，说要在曼谷给他一笔现金，让他务必来拿。”
“你——！”
“头疼吗？”我直起身，看着他扭曲的脸，“恶心想吐吗？没关系，这是正常的。毕竟你从今天开始，要在这具铁笼里待一辈子。”
我转身走向门口，身后传来他砸铁栏的巨响和嘶吼。
我没回头。
走出看守所大门，阳光刺得我眯起了眼。周砚白靠在车旁等我，手里拿着一杯咖啡。
“别，我现在闻见咖啡味就想吐。”我摆了摆手。
他笑了，把那杯咖啡扔进垃圾桶，从车里拿出另一杯：“白开水，温的。”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忽然觉得今天的天真蓝。
蓝得像手术刀反射的光，但不再是冷的。
是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