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回十九岁那年，我正蹲在村口粪堆旁给二狗子织毛衣。
针法是上一世他嫌土气的平针，毛线是赊账买的劣质晴纶，大红色，俗得像乡下办喜事的盖头。
二狗子踩着皮鞋从城里回来，裤腿挽得老高，生怕沾上我家的泥。
“翠芳，毛衣别织了。”他掏出半包红塔山，叼烟的样子学城里人，却没学会拿烟的手要稳，“咱俩的事儿，算了吧。”
这话我上辈子听过。
上一世我哭着求他，说我能改，能进城打工供他读夜校，能不要彩礼倒贴三间大瓦房。他勉为其难答应，转头拿了我的血汗钱去养城里那个戴眼镜的姑娘。
后来我蹲了三年监狱，因为挪用公款——他指使我干的，说等他公司上市就娶我。
他没来探监。
我妈气死在家门口，我爸脑溢血倒在去法院的路上。
我出狱那天，二狗子开着大奔从监狱门口过，副驾坐着那个戴眼镜的女人，怀里抱着系红绸的判决书——我签了字的认罪协议，成了他举报“有功”的证据。
“行。”我把织了一半的毛衣扔进粪堆，“正好我也不想织了。”
二狗子愣了一下。
他没等到预想中的哭闹，甚至连句挽留都没有。我转身往家走，身后传来他追上来踩碎烟盒的声音：“翠芳，你别闹，咱俩处这么多年，我也不是……”
“二狗子。”我回头看他，把上辈子咽回去的话吐出来，“你是不是觉得我离了你活不成？”
他张了张嘴。
“我李翠芳要是再跟你处一天，我就跟你姓王。”
二狗子姓王。
他脸涨成猪肝色，撂下一句“你别后悔”，皮鞋踩得嘎吱响，走了。
我蹲在粪堆边没动。
脑子里涌进来的不光是上一世的记忆，还有这十九年我从未见过的画面——我死后的世界。
监狱那三年我没白待，图书室里的金融书翻了个遍，出来后在城中村卖过盒饭、摆过地摊、在建筑工地搬过砖。后来攒钱开了个小超市，再后来超市变成连锁便利店。
可惜刚有点起色，就查出胃癌晚期。
死之前我给福利院捐了全部身家，孤零零躺在出租屋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但那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死之前那两年，便利店生意被一个叫“广进集团”的连锁品牌打得几乎关门。广进的老总姓王，叫王建国——正是二狗子后来改的大名。
他靠我当年挪用公款的那笔钱起家，又靠举报我立功拿到了政府扶持，一路做到全省最大的生鲜零售帝国。
而我死在出租屋里的那天，他正在电视上领“优秀民营企业家”的奖。
我闭上眼，又睁开。
粪堆还在，红塔山的烟头还在冒烟，远处二狗子摔摔打打的声音还没散尽。
我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往村东头走。
村东头第三家，院门虚掩，院子里晒着军绿色的被褥，空气里有股碘伏的味道。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赵铁军正坐在轮椅上换腿上的纱布。他看见我，动作顿了一下，迅速把裤腿放下去，脸上挤出个客气又疏离的笑：“翠芳？你咋来了？”
赵铁军，二狗子的发小，上一世我挪用公款案的主审法官。
不对，那是后来的事。
现在他还是个刚退伍的伤残军人，左腿膝盖往上被弹片削掉一块，走路得拄拐，重活干不了，在村里被人叫“废人”。
上一世他考上政法大学，全村凑钱供他读书，毕业进了法院，前途无量。
后来二狗子举报我，案子正好分到他手上。他想公正判，二狗子拿他爹妈养老的事威胁——他爹妈住二狗子开发的小区，物业、水电全捏在二狗子手里。
他判了我三年。
宣判那天他不敢看我，庭审记录上他的名字签得歪歪扭扭，像是手在抖。
我出狱后听说他辞职了，回了村，在村小学当临时代课老师，一辈子没结婚。
“铁军哥。”我蹲下来，拿过他手里的碘伏棉签，“我帮你换。”
他往后缩了缩腿，耳朵尖红了一片：“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行——”
“你行个屁。”我把纱布揭开，伤口边缘有些发炎，肉芽组织红得刺眼，“伤口都化脓了还硬撑，你是不是觉得扛着就完事了？”
他没吭声。
我上辈子在监狱医务室帮过忙，处理外伤还算熟练。碘伏消毒，生理盐水冲洗，敷料覆盖，胶布固定——一套下来他全程绷着身子，手指攥着轮椅扶手，指节发白。
“好了。”我站起来，把旧纱布团成一团扔进垃圾桶，“三天换一次，别碰水。”
“谢谢。”他低着头，声音闷闷的，“翠芳，你是不是跟二狗子——”
“分了。”我说得干脆，“彻底分，以后别提他。”
他猛地抬头看我，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惊讶，又像是不敢信的惊喜。
“铁军哥。”我盯着他的眼睛，把上辈子欠他的话说出来，“你愿不愿意跟我干点事？”
“啥事？”
“开超市。”
他愣住了。
我没等他回答，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来之前写好的，歪歪斜斜的铅笔字，但每一个字都算得清清楚楚。
“本金我来凑，你出人。超市开起来之后你管进货、理货、收银，我管选址、运营、扩张。”我把纸递过去，“利润五五分。”
他接过纸看了半天，抬头时眼眶有点红：“翠芳，你认真的？”
“我什么时候不认真过？”
他抿着嘴想了很久，最后点了头：“成。”
声音不大，但比二狗子踩碎烟盒那一下响。
当天晚上我回了县城，在火车站附近的城中村租了间月租八十块的隔断间。隔壁住着洗头妹和外卖骑手，隔音约等于没有，但胜在便宜，离我上辈子卖盒饭的菜市场也近。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房东退押金——不对，这一世还没租，是去谈合作。
房东姓刘，四十多岁，胖，脖子上挂着大金链子，城中村人叫他“刘三金”，手底下有六栋出租屋，每栋一楼都是店面，租给卖早点的、开小卖部的、搞美甲的。
上辈子我在他这儿开了第一家便利店，从月营业额三千做到三万，他想涨房租我不肯，闹得挺不愉快。
但后来我死了，听说他儿子考上大学那年查出白血病，他卖了三栋楼才凑够医药费。
“刘叔。”我站在他麻将桌旁边，等他打完这圈才开口，“我想租你六栋楼一楼的店面。”
他眼皮都没抬：“六栋？你租得起？”
“我不白租。”我把带来的东西摊在桌上——手写的合作协议，还有一张存折，“第一年每间店月租比市价高百分之十，但我帮你把六间店全部盘活。你现在的租户都是卖早点的、开小卖部的，一个月流水多少你自己清楚。我改成连锁便利店，统一装修、统一供货、统一管理，半年内每间店月营业额做到五万以上。到时候你房租涨三成，租户也不会有意见，因为赚得多了。”
他终于抬起头，打量我半天：“你多大？”
“十九。”
“十九岁的小姑娘跟我谈六间店的生意？”他嗤笑一声，“谁教你的？”
“没人教我。”我把存折推过去，“这里面有我攒的两万块，当保证金。做不成你扣下，做成了你拿分红。”
存折是真的，钱是上辈子攒的经验——不对，这一世我还没攒钱，这钱是今天早上从二狗子那儿拿的。
别误会，不是偷。
今天一早我去找二狗子，跟他算了笔账。上一世他欠我的情债，这辈子变成明债——我手里有他当年找我借钱打的欠条，五万块，签字画押，日期是去年的。
他忘了。
我帮他记着。
“你要是不还也行。”我把欠条举到他面前，“我去找王叔评评理，看他儿子借钱不还是什么家风。”
二狗子他爹王老四在村里最要脸面。
二狗子咬牙切齿地取钱，五万块，一分不少，递给我的时候手都在抖：“李翠芳，你狠。”
“我狠？”我数完钱装进包里，笑了一下，“王二狗，你还没见过我狠的时候。”
刘三金看着存折上的数字，又看了看合作协议上密密麻麻的条款，沉默了很久。
“你写的这些，什么供应链、动线设计、库存周转率，”他指了指纸上的字，“谁教你的？”
“自学的。”我把笔递过去，“刘叔，你签不签？”
他盯着我看了足足半分钟，最后拿起笔，在协议上签了字。
“我刘三金在城中村混了二十年，头一回被十九岁的小姑娘拿捏。”他把协议扔回给我，“行，我赌一把。你要是真能把六间店盘活，以后你租我的房，我一分钱不加。”
我收起协议，站起来往外走。
“等等。”他在身后喊我，“你叫啥？”
“李翠芳。”
“翠芳，”他点了根烟，烟雾里眯着眼睛看我，“你到底图啥？十九岁的小姑娘，不该想着怎么嫁个好人家吗？”
我回头看他，笑了笑。
“刘叔，嫁人有什么好的？”
他没接话，烟灰掉在麻将桌上，烫了个疤。
接下来的日子忙得像打仗。
我白天跑六间店的装修，晚上蹲在隔断间里画图纸、列清单、算成本。赵铁军在村里养伤，我每天电话跟他同步进度——进货渠道、价格比对、供应商谈判，他上辈子做法官的逻辑思维能力全用在这上面了，比我算得还精。
半个月后第一间店开业。
选址在城中村主巷口，人流量最大的一间。装修极简——白墙、灰地、货架整齐排列，灯光用暖白光，比隔壁小卖部的冷白光看着舒服。商品结构重新调过：进门口放高频刚需的饮料零食，中间货架放日用品，最里面是粮油调味，收银台旁边放计生用品和口香糖——利润最高的两样。
开业第一天营业额一千二。
刘三金站在收银台旁边，看着POS机打出来的小票，脸上的表情从将信将疑变成了若有所思。
“你咋知道这些东西好卖？”他拿起一包货架上我特意引进的进口薯片，“这玩意儿一包顶三包普通薯片的钱，谁买？”
话音刚落，一个染黄毛的小年轻进来，拿了三包，扔下五十块，找零都没要就走了。
刘三金闭嘴了。
第二间店、第三间店陆续开起来，速度比我上辈子快得多——因为有刘三金的资源，他在这片扎根二十年，哪个位置好、哪个房东好说话，门清。
一个月后六间店全部开业，月均营业额四万二，离我承诺的五万还差一点，但刘三金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
“翠芳，”他请我吃火锅，涮着毛肚问我，“你这脑子，谁教的？”
“蹲监狱的时候。”我说。
他以为我开玩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没笑。
因为我知道，真正的仗还没开始打。
二狗子回来了。
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头发抹得锃亮，身边跟着那个戴眼镜的女人——林婉清，上辈子他后来娶的那位，省城师范学院毕业的，家在市里，爹是教育局的小科长。
他站在我第一家店门口，上下打量了半天，推门进来。
“翠芳。”他靠在收银台边，语气像是施舍，“听说你开了个店，我来看看。”
我头都没抬：“看完了？出去。”
“你别这样。”他压低声音，眼神往店里扫了一圈，“这店一个月能挣多少？三千？五千？翠芳，跟我回城里，我马上要开公司了，你跟我干，比在这儿强。”
“开公司？”我终于抬起头，“拿谁的钱开？”
他脸色变了一下。
我笑了：“王二狗，你是不是以为我不知道？你找我借钱那五万块，转头就拿去注册公司了。现在公司注册好了，缺个法人代表，你想让我给你当替罪羊？”
他脸色彻底变了。
“你怎么——”
“我怎么知道？”我站起来，隔着收银台盯着他的眼睛，“王二狗，你听好了。你的公司开不起来，因为你的供应链在我手里。你进货的渠道是城南批发市场，对吗？那市场最大的供应商姓周，周老板跟我签了独家协议，他只给我供货。”
“你——”
“还有。”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拍在收银台上，“你注册公司用的那个地址，是我租的。租约在我手里，你没跟我签转租协议，属于非法经营。工商局要是知道了，你猜会怎样？”
二狗子的脸从白变红，从红变紫，最后定格在猪肝色。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像是在确认眼前这个人是不是那个在村口给他织毛衣的李翠芳。
“翠芳，”他声音沙哑，“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你非要——”
“非要什么？”我打断他，“非要跟你算账？王二狗，你是不是觉得你欠我的那些，一句‘从小一起长大’就能抹了？”
门被推开，赵铁军拄着拐杖走进来。
他穿着我给他买的深蓝色polo衫，头发理过了，下巴的胡茬刮得干净，整个人看着精神了不少。腿上的伤还没好全，但已经能不用轮椅了。
“翠芳，”他把手里的文件夹递给我，“城南批发市场的周老板来电话了，说二狗子找他想拿货，他没给。”
我接过文件夹，看了一眼二狗子。
他盯着赵铁军，眼神从震惊变成了阴鸷：“铁军，你也跟着她搞我？”
赵铁军平静地看着他：“我没搞你。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
“你该做的事？”二狗子冷笑，“你一个瘸子，能做什么？”
空气安静了一秒。
我看见赵铁军握着拐杖的手指收紧，青筋暴起。
但没等他开口，我先说话了。
“王二狗。”我绕过收银台，走到赵铁军身边，伸手挽住了他的胳膊，“你说他是瘸子？他就算是瘸子，也比你这条没脊梁的狗强。”
二狗子瞪大了眼。
赵铁军僵住了，整个人像被点了穴，连呼吸都停了。
“你们——”二狗子的声音尖了起来，“你们在一起了？”
我没回答，只是侧头看了赵铁军一眼。
他低着头，耳朵红得像要滴血，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然后慢慢抬起头，看着二狗子。
“对。”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稳得像钉子，“我们在一起了。”
二狗子脸上的表情精彩极了——愤怒、不甘、难以置信，还有一种被背叛的屈辱感，好像他不要的东西，也不该被别人捡走。
“行，行。”他往后退了两步，指着我和赵铁军，手指都在抖，“你们等着。”
他摔门走了。
门上的铃铛叮叮当当响了好久才停下来。
店里安静了。
赵铁军轻轻抽回胳膊，退了一步，低着头不敢看我：“翠芳，刚才我——”
“你说的对。”我打断他。
他抬头。
“我们在一起了。”我看着他，“除非你不想。”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眼眶先红了。
这个在战场上被弹片削掉一块肉都没哭过的男人，站在我六十八平的便利店里，眼泪掉得像个孩子。
“翠芳，”他声音哑得厉害，“你别可怜我。”
“我不可怜你。”我伸手擦掉他脸上的泪，“赵铁军，我要是可怜你，上辈子就可怜了。”
他不知道上辈子是什么意思，但他没问。
他只是握住我的手，握得很紧，像是怕一松手我就会消失。
窗外暮色四合，城中村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来。
远处有人在放《春天里》，汪峰嘶吼着“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声音被晚风吹得断断续续。
我把头靠在赵铁军肩上，闭上眼睛。
二狗子的春天结束了。
我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