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作为清朝后期的实际统治者，掌权长达半个世纪时间，不过女人再强势，也绕不过去一个坎，那就是排解感情，慈禧同武则天一样，权利越大情欲越强。
史载，慈禧太后一生有多个情人，其中有三个情人最值得一谈。
第一位就是自己的小叔子恭亲王奕，恭亲王奕的能力远在咸丰皇帝之上，当年道光皇帝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也十分纠结，就在两难之际，咸丰皇帝病榻前的一哭帮他得到了皇权，但是随后大清帝国便失去了最后的希望，而慈禧太后一直对这个小叔子有种不一样的情感，在最关键时刻，奕坚决站在了慈禧太后的身后，成了慈禧太后身后最坚强的后盾。当然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在最危难的时候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有才华，有能力小叔子的支持，可以说足以使这种不一般的关系更进一步了。
第二位就是军机大臣荣禄，荣禄这个人，在晚清政坛绝对算是大腕。他一直受到慈禧的信任与重用，同时也被维新党看成是保守势力与顽固派的走狗，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布置给袁的重大任务中第一条就是诛杀荣禄。
荣禄的出现可以说是慈禧太后命运中的另一位贵人，如果没有荣禄的坚决支持，慈禧太后在戊戌变法中则会冒着很大的风险，当前，很多清宫秘史电视剧很多都描述了荣禄与慈禧太后这段不一般的关系，但是大多是空穴来风，但是如果慈禧太后真的动了这方面的心思，荣禄绝对是最合适的一个人选。
慈禧太后第三位情人就是巴克斯，巴克斯是一位外国贵族，同时也是一位作家，为了寻找写作灵感，巴克斯来到了中国，并且很快进入了宫廷，迅速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当然慈禧太后不仅看中了巴克斯的才华，而且还看中了巴克斯的甜言蜜语，巴克斯的嘴巴非常甜，而且长的非常帅气，至于慈禧太后和巴克斯的关系，巴克斯回国后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作《我与太后》，里面十分露骨的描写了巴克斯与慈禧太后的私生活。巴恪思在书前誓言记录的绝对是事实。他自述与慈禧太后自1902年开始交往，直到1908年慈禧驾崩前夕他们还有接触。
《太后与我》内有巴克思与时年63岁的慈禧太后的情史，秽乱宫廷的男子同恋之风，光绪帝、慈禧太后均系被谋杀等大胆情节。巴克思去世后，手稿被保存在牛津大学图书馆，直到2011年才得以出版，并在全球引起轰动和争议，被称为“百年奇书”。虽然巴恪思的回忆录因缺乏其他有力的旁证，只是一家之言，但不可忽略，这位英国人提供了观察晚清宫廷和上流社会日常生活的新视角。
熟悉清末史的人，对巴恪思（又译为白克豪斯）不会感到陌生，他1910年出版的《西太后统治下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一本关于慈禧的传记，此外，他还写了一本匪夷所思的《太后与我》。
《太后与我》是巴恪思以自传体撰写的一本回忆录，全书以他的宫廷奇特见闻为主轴，揭露了诸亲王与军机大臣、后妃之间的绯闻，以及作者本人与慈禧之间维系多年的情史。
1944年1月，71岁的巴恪思在北京病逝，巴恪思在临终前，将《太后与我》的英文手稿委托瑞士籍友人贺普利协助编辑出版，但因战争等因素，加以书中内容极富争议性，使得书稿迟迟难以出版，而贺普利也在1973年逝世。
巴恪思在书的前言中称，《太后与我》中记录绝对是事实。他自述与慈禧太后自1902年开始交往，直到1908年慈禧驾崩前他们还有接触。他与慈禧“秽乱清宫”的细节叙述触目惊心。
巴恪思这个人
关于巴恪思，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慈禧外传》（原名《西太后统治下的中国》），此书当年在伦敦18个月间竟再版了8次。
巴恪思出生于英国一个金融世家，据说长期患有精神抑郁症，他精通汉语。1898年初，当巴恪思25岁时，为逃避债务，从牛津大学辍学，只身来到中国闯荡。在北京期间，他认识了《泰晤士报》驻沪记者濮兰德，濮兰德曾帮助过康有为，也许正是通过濮兰德，巴恪思结识了许多政界要人。
从《慈禧外传》看，首先，巴恪思对宫中的情况非常了解，其次，巴恪思认识当时清朝政坛中的一些高层人物。
在巴恪思的著作中，也有“露怯”的地方，比如他对王府内的规矩、礼仪就搞不太明白。
巴恪思曾向牛津大学捐献数万卷中文古籍及一些手稿，希望得到教授头衔，却未能如愿，晚年他住在北京郊区，基本不与英国同胞往来，抗日战争时期，巴恪思被日军关入集中营，并在那里结识贺普利，1944年，巴恪思逝世。
《慈禧外传》内容很惊悚
只要读过《慈禧外传》，就足以看出，巴恪思对晚清宫中的情况异常熟悉。
首先，《慈禧外传》出版于1910年，当时慈禧刚去世，可见该书此前已开始写作，与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几乎同步。第二，书中一些照片绝不是普通人能拿到的，比如有李连英借条的复印件。第三，书中谈到了宫中的一些内幕，当时外界根本不知道，几十年后才被证实。
可以举几个例子：
第一，光绪对袁世凯的态度，书中明确说是非常痛恨，直到上世纪60年代《我的前半生》出版，大家才知道这一点。
第二，光绪死前，南方名医陈莲舫曾到京诊治，这属天字号机密，陈莲舫并非社会名流，一般人根本就不认识他，陈莲舫认为光绪没得什么重病。民国时，陈莲舫出版了相关医案，发行量很小，故今天学者知道这件事的都不多，可巴恪思却记录了下来。
第三，载澍娶慈禧太后侄女为妻，这件事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人知道的都不多，巴恪思竟然知道，这个说法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曾孙那根正先生的认同。
第四，美国画家薇拉·卡尔小姐进宫给慈禧画像，这件事巴恪思也知道。
第五，荣禄死于哪年，死前留下了遗折，书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当时的野史、笔记小说一到细节，要么回避，要么编造，巴恪思的书则与众不同。
慈禧与巴恪思有来往条件
清朝家法甚严，垂帘听政者的一举一动都有起居注，慈禧不上朝，需太医院开假条才行，从理论上说，巴恪思没有单独接触慈禧的机会。
然而，慈禧与其他当权者不同，她长期驻跸颐和园，不设早朝，那里比皇宫要宽松，起居注非常简略，从记载来看，她的作息并无十分严格的规律。此外，慈禧是个铁腕人物，对朝政有绝对的控制力，应该说，她具备和巴恪思往来的条件。
慈禧一般是通过文字与各级官员沟通，要见面时，往往是提前通知，官员赶到颐和园附近住下，第2天才能拜见，今天颐和园周围有很多老宅院，多是当年高官们修的落脚之所。在《太后与我》中，巴恪思自称第一次见慈禧太后，恰恰就是在颐和园。
慈禧痛恨洋人，那是因为洋人支持光绪，逼她让位，从记载上看，慈禧没反对过哪个具体的洋人，庚子之乱后，她还刻意与西方拉近关系，多次宴请各国公使夫人，总之，她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老古板。
在《太后与我》中，巴恪思对慈禧个性有非常准确的描摹，认为她具有两面性，基本性格非常强硬，但对家人、亲信又很阴柔，所以能笼络住那么多人，她实际执政47年，仅次于康熙和乾隆。
据《太后与我》，慈禧去世前不久曾对巴恪思说：“我不信任袁世凯，此人虽能干，却不择手段。”“或许我该起用张勋，我唤他是我的‘巴狗儿’。”
巴恪思写出了生活中的慈禧
慈禧60大寿时，出资让日本人印刷了她和光绪的照片，她的是彩照，光绪的是黑白照，这是赏赐给亲近大臣的回礼。因为这些人没怎么见过慈禧和光绪，不知道长什么样。在这样的氛围中，巴恪思居然能准确说出慈禧的性格，绝不是件简单事。
对于光绪和慈禧的死，巴恪思直书是袁世凯暗杀，这在今天还没有定论，但慈禧太后的曾孙那根正曾说：他手中有一张照片，是别人托付他爷爷带给李连英的，可照片还没送出去，李连英就死了。这说明，李连英可能不是死于宣统3年，而是光绪、慈禧死后不久，就被杀掉了。
暗杀光绪和慈禧，李连英嫌疑最大，而李连英又很快被灭口，巴恪思指出了幕后的袁世凯，这说明他对内情有不同寻常的了解。
以往人们看到的慈禧多是政治上的慈禧，而非生活上的慈禧。但事实上，慈禧也有非常女人的一面。比如，她很爱美容，四五十岁时，慈禧谢顶了，中间的头发几乎掉没了，所以特别珍惜自己的头发。
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在《太后与我》中都有记载。
1903年的一天，慈禧向巴恪思提到把革命者沈荩鞭笞致死。“处死沈荩，我也非常犹豫。然而他是第二个康有为，我别无选择。你们外国人认为我残暴，却对他的挑衅一无所知，我不得已才对他极端处置”。这一记录为沈荩之死提供了新材料。
《太后与我》不乏真实之处
在历史研究中，像《太后与我》这样“出口转内销”的情况并不罕见，毕竟，内部的人涉及利害冲突等问题，不方便说实话，而外部的人没有这样的压力，更容易说出真相。
《太后与我》有些情节有所夸大，甚至是纯粹的文学描写，但依然能看出，巴恪思确实进过故宫，他和慈禧存在着交往过的可能。
可以举几个例子：
第一，晚清高层同性恋普及程度令人惊讶，巴恪思这方面的记录比较真实。
第二，慈禧与白云观的密切关系，只有最亲近的人才知道，清代以黄教为国教，但慈禧崇道教，因她母亲去世时是请白云观住持发送的，末代太监孙耀庭也挂名在白云观，是龙门道教第18代传人，李连英每周日都要造访白云观，这样隐秘的事，巴恪思居然全写在了书中。
第三，珍妃之死，说法众多，本书中记录大体靠谱，与民国时出版的《故宫周刊》中当事人的回忆，在细节方面能对上。
第四，荣禄的女儿嫁给载沣，这件事当代学者也未必知道，此外荣禄住在哪儿，后人多以讹传讹为菊花胡同，其实在东厂胡同，本书记录无误，这种事在当时是绝密。
第五，本书223页，慈禧74岁大寿时，达赖喇嘛进京祝寿，这件事一直没披露过，本书却记载了。
第六，本书237页，明确指出光绪是被害死亡，近年来，这基本得到确认。
本书写作纯用白描写法，给人以较强的真实感。
期待《李连英日记》问世
这么多的细节，《太后与我》都能准确地说出来，此外，他记载去颐和园路上的状况，也与当时环境能对上，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对于巴恪思，清宫太监、宫女均无记载，这有几种可能，一方面是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守口如瓶，另一方面，溥仪1924年才离开故宫，此前随便说话依然犯忌，此后也因种种原因，没有公开。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巴恪思与慈禧间的来往非常隐秘，瞒过了众人耳目，比如慈禧身边的女官德龄和容龄写了7本书，却没有提及巴恪思。
本书最引人关注的，是提到了《李连英日记》，据说有15万字，一直记录到光绪、慈禧去世后，不知道这个日记是否还存在，现在放在哪里，如果能找到，将是我们解开许多历史之谜的钥匙，我非常期待它的面世，它远比巴恪思的书更有价值。
本书在翻译上有些失误，译者似乎不太了解清末同性恋具体的行为方式，所以有的描写显得过于离奇。当然，不应该苛责译者，在当时，这是一套异常复杂的“学问”，普通人对此不了解，也是正常的。
总之，从内容上分析，《太后与我》中的细节颇有虚构、夸大的成分，在涉及王府的礼节、规矩等方面，作者知之不多，但他显然非常熟悉晚清宫廷内部的情况，是否与慈禧有过亲近关系，只能说并非没有可能，总之，该书留下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供后人辨析。
文/ 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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