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与宋代士大夫生活
演讲人：胡可先 演讲地点：宁波图书馆 演讲时间：二○二二年五月
宋代的著名文人往往集官僚、学者与文学家于一身，举其荦荦大者，就有范仲淹、欧阳修、宋祁、晏殊、王安石、苏轼、范成大、陆游等等，若要在这里举出一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无疑要数欧阳修。
欧阳修是北宋集政治家、文学家与学者于一身的杰出人物。从政治上说，北宋前期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都与他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文学上说，他对诗文词赋等各种体裁都具有开拓性；从学术上说，他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目录学等诸多方面都有卓著的贡献。欧阳修作为北宋士大夫的代表，他的生活是多侧面的，也是多元化的，我们本次讲座的重点，主要从政治生活、学术生活、日常生活、文学生活四个方面介绍欧阳修。
胡可先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著有《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研究》《欧阳修词校注》等二十余种。
欧阳修的政治生活
欧阳修生活于北宋的多事之秋，他的政治生活一直是动荡不定的，从入仕到退居，经历了多次从中央到地方的迁谪。我们今天就从科举入手，大致谈一下欧阳修的政治生活。
1.科举
欧阳修的科举特点，我们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就是“三试得第”。第一，乡试黜落。他第一次参考科举考试是天圣元年（1023）参加地方乡试。其中一道考题是《左氏失之诬论》，要求考生论证《左传》的荒诞不实之处。欧阳修熟读《左传》，列举了《左传》鬼怪神异之说法不可信：“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外蛇斗而内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非常切题。但欧阳修这次“乡试”未中，原因是试诗时疏忽大意，押韵的字超出了官韵限定的范围；第二，礼部黜落。天圣五年（1027）欧阳参加礼部考试，又被黜落。但欧阳修此时的影响已经很大，落第离京还乡的时候，很多朋友为他送行。当然，对于欧阳修来说，落第的心情还是忧伤的，故而在归途经过江州时，他作了《琵琶亭上作》深为感叹：“九江烟水一登临，风月清含古恨深。湿尽青衫司马泪，琵琶还似雍门琴。”以此抒写自己的孤寂悲愤；第三，礼部登第。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又赴京参加礼部考试，主考官是时任御史中丞的词人晏殊。考题是《司空掌舆地图赋》，按照“平土之职，图掌舆地”依次用韵。欧阳修写的是四六骈文，平稳工整，获得第一名，成为天圣八年这一科的省元。殿试考题是《藏珠于渊赋》《博爱无私诗》《儒者可与守成论》。结果欧阳修取得第十四名。“三试得第”之外，值得称道的是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1057）的礼部贡举，排抑“太学体”险怪奇涩之文，从此改变文风。这次知贡举，录取了苏轼、苏辙兄弟二人，曾巩、曾牟、曾布兄弟三人，成为文坛佳话。
2.升迁
欧阳修进士及第后，就进入了仕途，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中途曾经担任过几任地方官，而最重要的地方官是镇守扬州和权知开封府。我们选取知扬州情况叙述一下：他在扬州为政宽简，吏治井然有序，所以离开扬州以后，扬州人民非常怀念他，就为他建了生祠，同时他在扬州文学影响很大，被誉为“文章太守”。
欧阳修在扬州还有一项值得称道的事务，便是建了平山堂，高据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壮丽为淮南第一。欧阳修晚年回忆时还写了《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此作亦成词中经典。
3.贬谪
欧阳修一生的政治生活，经历了多次贬谪。这里我们选取两次贬谪加以说明。一次是贬官夷陵。据《宋史·欧阳修传》记载，贬谪的原因是谏官高若讷等挟私诬陷。一次是贬官滁州。原因也是在官场受到杨日严的报复。无论是在夷陵还是滁州，欧阳修都接受以前的教训，“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宋史·欧阳修传》），出言审慎，行事稳健。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资料图片
欧阳修的学术生活
在中国学术史上，欧阳修于文学、经学、史学、金石学、目录学、谱牒学等多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政治生活之外，他的学术生活是非常值得研究和关注的问题。现就经学、史学、金石学三个方面谈谈他的学术生活。
1.经学
宋代是经学发达的时代，欧阳修置身其中，其重要贡献与影响力，一直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突出表现是《易》学和《诗》学。《易》学的代表作是《易童子问》，论述以《易经》为正，而怀疑《系辞》。《易经》是孔子作，“其言愈简，其义愈深”，而《系辞》《文言》则意思前后重出，相互抵牾，其说自相乖戾，彼此矛盾，故而不是孔子所作。在《易》学史上，欧阳修是非《系辞》的第一人，并且论述较为完备，开了宋代疑古从疑经开始的风气。《诗》学的代表作是《诗本义》十五卷，其体例是不录经文，皆作论体。主要论《诗序》及毛、郑是非，讲述诗篇大旨。这部著作，与以前《诗经》章句注疏之学完全不同，开宋人以己意说《诗》之端。其后新说日出，旧义渐微，实际上是欧阳修打开《诗经》学研究的新局面。
2.史学
欧阳修史学方面的代表作是《新唐书》和《新五代史》。《新唐书》是欧阳修与宋祁、范镇、吕夏卿合撰的著作，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其书初成时呈宋仁宗审阅。仁宗觉得体例与文采均不尽相同，令欧阳修删改修饰。欧阳修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已意？”最后没有修改。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说：“旧例修书止著高官一人名衔，欧公曰：‘宋公于我为先辈，且于此书用力久且深，何可没也。’遂于纪传备著之。宋公感其退逊。”这两件事说明欧阳修学术上的坚守和谦逊。《新五代史》是欧阳修所撰的一部私修正史，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提倡“春秋笔法”，将作者的意见贯穿于历史的叙述当中；二是设立类传，如《家人传》《死节传》《死事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等名目。每类传目，内寓特定涵义，用以贯彻作者的“褒贬”义例。欧阳修是大古文家，《新五代史》是一人所撰，故而文学才能在史学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3.金石学
《宋史·欧阳修传》记载：“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欧阳修的生活一直与金石学联系在一起，他在跋《唐孔子庙堂碑》时说：“余为童儿时，尝得此碑以学书，当时刻画完好。后二十余年复得斯本，则残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终敝，虽金石之坚不能自久，于是始欲集录前世之遗文而藏之。殆今盖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谓富哉！”可以说欧阳修一生的生活，是与收集金石联系在一起的，故而《集古录》成为金石学开山之作。
清《晚笑堂画传》中的欧阳修像。资料图片
欧阳修的日常生活
欧阳修在《六一居士传》中说：“六一居士初谪滁山，自号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他的政治生活是规则的，而他的日常生活则是艺术的，也是丰富多彩的。有关金石、藏书，上面已经述及，这里再讲一下欧阳修的琴、棋、酒。
1.琴
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传》称“有琴一张”，成为生活的重要部分。他的《三琴记》说：“吾家三琴，其一传为张越琴，其一传为楼则琴，其一传为雷氏琴……其一金徽，其一石徽，其一玉徽。”三琴都是著名的古琴。“尤爱《小流水曲》。平生患难，南北奔驰，琴曲率皆废忘，独《流水》一曲，梦寝不忘，今老矣，犹时时能作之。其它不过数小调弄，足以自娱。”他的诗作有《江上弹琴》《弹琴效贾岛体》《赠无为李道士二首》，文有《三琴记》《试笔琴枕说》。在这些诗文当中，后人可以看出，琴之于欧阳修，不仅有养心功能，还有养生功能。
2.棋
欧阳修热衷于棋，其《刘秀才宅对弈》诗说：“六著比犀鸣博胜，百娇柘矢捧壶空。解衣对子欢何极，玉井移阴下翠桐。”这是欧阳修对弈的情景。欧阳修《新开棋轩呈元珍表臣》诗：“竹树日已滋，轩窗渐幽兴。人间与世远，鸟语知境静。春光霭欲布，山色寒尚映。独收万籁心，于此一枰竞。”这是开轩下棋的环境。有关弈棋欢乐之事，欧阳修还经常回忆，他在《集古录跋尾》卷九中说：“六人皆知名士也。时余在翰林，以孟飨致斋《唐书》局中，六人者相与饮弈欢然，终日而去。盖一时之盛集也。”这一段是回忆担任翰林学士时与吴奎、刘敞等六人相与饮弈的情况，盛集弈棋，为人生的一大乐趣。
3.酒
欧阳修与酒的关系最为密切，他自号“醉翁”，就是他将酒融入人生、融入生命的见证。他在《醉翁亭记》中说：“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这是欧阳修与酒关系的夫子自道。他的作品中到处有酒，词作《渔家傲》：“酒阑莫遣笙歌放。此去青春都一饷。”《浪淘沙》：“花外倒金翘。饮散无憀。柔桑蔽日柳迷条。此地年时曾一醉，还是春朝。”酒盏、笙歌、青春都与酒相互连接在一起，通过酒而及时行乐，是欧阳修人生的重要部分。近年发现的欧阳修佚简96封中，有一封说：“前日饮酒殊欢，遂至过量，醉中不能相别，还家遽已颓然。小儿生六七岁者，未识乃翁醉，皆惊呼戏笑之。凌晨食肝生，颇觉当年情味犹在，但老不任酒力矣。”这是欧阳修记述酒与日常生活的生动文字，也因为爱酒之心，影响其性格，铸造成风格。因为与酒的关系，使得他在失意贬谪的时候，也能够保持心理的平衡。
欧阳修的文学生活
欧阳修在诗、文、词等各个方面成就都很高，在讲座中我们有所侧重，这里重点讲其词。
顾随《驼庵词话》卷五云：“宋代之文、诗、词，皆奠自六一，文改骈为散，诗清新，词开苏、辛……欧则奠定宋词之基础。盖以文学不朽论之，欧之作在词，不在诗文。”在词的发展历史上，欧阳修堪称一位继往开来的领袖人物。他虽以余事作词，但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诗文与其政治活动紧密相连，而词则有所不同，往往是个人生活与情感的流露。
1.将写词作为闲暇之余的游乐活动
他最著名的组词《采桑子》就是这样的典型，这组词吟咏颍州西湖，篇首《西湖念语》交代作词缘起：“况西湖之胜概，擅东颍之佳名。虽美景良辰，固多于高会；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并游或结于良朋，乘兴有时而独往……因翻旧阕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这里的“薄伎”是指写作词和演奏词，“聊佐清欢”则说明了词的演唱功用和效果。词所表现的是欧阳修官场以外的一种生活状态。这组《采桑子》词，并非一时所作，但可以连缀起来，作为联章歌唱，以“聊佐清欢”。如其中两首：
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鸥鹭闲眠。应惯寻常听管弦。
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谁羡骖鸾。人在舟中便是仙。
平生为爱西湖好，来拥朱轮。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
归来恰似辽东鹤，城郭人民。触目皆新。谁识当年旧主人。
前一首描写西湖风光，表现词人游赏时心与物游的精神境界。后一首抒发二十年后重归西湖的感受，既有富贵如云之叹，又有物是人非之感，更有家国乡园之思。这些词是欧阳修生活的表现，也是情感的流露，并在友朋聚会时让歌伎们配乐歌唱，以增添游赏的兴致与欢乐的氛围，这是欧阳修为代表的北宋士大夫日常生活情态的一种展现。
词由于演唱的因素，宋代词人与歌妓的关系也就非常复杂，由词而产生的有关欧阳修的诗酒风流之事也就常见于文献记载。如宋钱世昭《钱氏私志》载：
欧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先文僖（钱惟演）罢政为西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同在幕下，惜欧有才无行，共白于公，屡微讽而不之恤。一日，宴于后园，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云：“未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着，觉失金钗，犹未见。”公曰：“若得欧推官一词，当为偿汝。”欧即席云（即《临江仙》），坐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赏欧，而令公库偿钗，戒欧当少戢。
这一记载说明，北宋词产生的背景是筵席上的轻歌曼舞。酒筵上自由放浪的气氛下，为了娱乐效果，宋初的文人词往往掺杂着樽酒娱宾的成分，并以艳词作为重要的内容。欧阳修在政治生活之外，醉心于这种欢畅热闹的娱乐，他也毫不辜负这类信笔骋才的场合，以致为其政敌所利用而作为政治攻击的对象。北宋词史上很少有文士出身的词人像欧阳修一样因为写作艳词而遭受诟病与调侃，也很少有词人能像欧阳修一样拥有为数众多且层出不穷的辩护者。
2.欧词表现的真实情感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将别洛阳在离筵之上撰写的这首《玉楼春》词，正是欧阳修心声的迸发。顾随《驼庵词话》称：“‘恨’是由于‘情痴’，于‘风月’无关，即使无风月也一样恨。”欧阳修的词，无论是写人，写虫鸟，写山水，都一样的用情，情的蕴涵，情的流露，是其词的生命力所在。他没有为作词而作词故弄技巧的地方，也没有为言情而言情无病呻吟之处，他以风流自命，甘为“情痴”，这是欧词情感底蕴最为真切也是最为生动的一个侧面。且看下列词句：
青门柳色随人远，望欲断时肠已断。洛城春色待君来，莫道落花飞似霰。（《玉楼春》）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熏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踏莎行》）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朝中措》）
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临江仙》）
《玉楼春》见柳色而思归故土，是写乡情；《踏莎行》在春色中却远别佳人，是写离情；《朝中措》挥洒为文，尽情饮酒，人至暮年而思及时行乐，是写豪情；《临江仙》忆及当年进士及第，意气风发，而今天涯远隔，沉沦下僚，人生慨叹，莫过于此，是写愁情。欧阳修的词，无论何种题材，何种格调，无一例外地都有着“情痴”的表现。
3.欧词的情感表达具有伤感加热烈的特点
较诗而言，词是锐感灵心的细腻表达，因而总体上以伤感为基调。词人要凸显自己的个性，就不能仅局限于伤感方面，而要力求在伤感的基调上呈现创新。顾随《驼庵词话》卷五云：“冯延巳、大晏、六一，三人作风极相似，而又个性极强，绝不相同。如大晏多蕴藉，冯便绝无此种词。惟三人伤感词相近。其实其伤感亦各不同：冯之伤感沉着（伤感易轻浮）；大晏的伤感是凄绝，如秋天红叶；六一的伤感是热烈（伤感原是凄凉，而欧是热烈）。”这里点出了欧阳修词的最大特点是热烈，确实抓住了欧词的精髓。伤感和热烈本是两个范畴的情感，却在欧阳修词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这在中国词史上是较为独特的现象。
对酒追欢莫负春。春光归去可饶人。昨日红芳今绿树。已暮。残花飞絮两纷纷。
粉面丽姝歌窈窕。清妙。樽前信任醉醺醺。不是狂心贪燕乐。自觉。年来白发满头新。
——《定风波》
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
白发戴花君莫笑，六幺催拍盏频传。人生何处似樽前。
——《浣溪沙》
清明上巳西湖好，满目繁华。争道谁家。绿柳朱轮走钿车。
游人日暮相将去，醒醉喧哗。路转堤斜。直到城头总是花。
——《采桑子》
前面两首的总体基调是够伤感的了。《定风波》一首，昨日红芳今日变为绿树，只有残花飞絮伴随着将逝的残春，作者惊呼，不要辜负青春，而须对酒追欢，他一面欣赏“粉面丽姝歌窈窕”，一面“樽前信任醉醺醺”，无论是景物还是情感都是动态的，都是热烈的。《浣溪沙》一首，写垂暮之年而游览西湖，面对美景也非常伤感，但作者既目击拍堤春水，又观赏岸上秋千，由此激发童真之趣、行乐之思，故而“白发戴花”“六幺催拍”、频繁传盏，这样的情怀仍然是热烈的。《采桑子》一首则基调与情怀都是热烈的，热烈到了“满目繁华”“醒醉喧哗”，即使是回来的傍晚，经过了“路转溪斜”，见到的仍是满路繁花。
欧阳修词的好处，就在于热烈，伤感加热烈。伤感是秋天，而热烈既不是秋天，又不是春天，而是夏天，但欧词却又能给人以春天的清新。其主流是夏天，而又融合了春天和秋天的情怀。故而欧词在北宋初期词坛最为杰出，与晏殊相比，晏殊仅有伤感而无热烈，故显得衰飒，其于宋词的推进，当然不如欧阳修。
宋代士大夫生活举例
欧阳修之外，我们再选取晏殊和苏轼作为实例谈谈他们的生活。欧阳修的词与晏殊并称“晏欧”，晏殊对于欧阳修有知遇之情，又作为官场同僚、文坛巨擘影响着宋代政治的走向和文学的发展。苏轼是欧阳修的弟子，一生都在追慕欧阳修，为人、为学、为文都以欧阳修作为楷模，文学上同作为“唐宋八大家”的领袖，并称“欧苏”。
1.晏殊
晏殊也是宋初文人士大夫的代表，他的生活看起来虽然没有欧阳修丰富，但其政治生活与文学生活也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晏殊自幼能文，真宗景德初，他还是十三四岁的少年，因张知白推荐，以神童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仁宗时位至宰相，他执政时在人才的识别与汲引上，是很值得重视的。因此也被称为贤相。晏殊一生，遍历华要，掌管朝廷政务、军事、财政、监察等最高机关职务，位高望隆。北宋的政治革新与文学革新，与他有极大的关系。主张新政的代表人物范仲淹，核心成员富弼，以及欧阳修等人，或为其门生，或为其爱婿，尤其是思想政治主张上的相近，聚合为一股进步的政治势力。随着晏殊的罢相，新政也随之消亡了。
晏殊的政治生活是平淡的，规则的，他的家庭生活是多样的、艺术的。他的许多小词，就产生在政治生活以外酒后歌残的环境里，大多是流连光景、抒写个人情怀和表现游乐生活的作品，格调婉约柔媚。他的词，善于捕捉瞬间情景，并且通过锤炼语言，将情景表现得十分深细。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外离愁三月雨”，“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都是运用清新的笔调，写出动人的形象。叶梦得《避署录话》卷上说他“惟喜宾客，未尝日不燕饮”，而且每宴饮都有“歌乐相佐”，就是他日常生活艺术性的记实。而参与宴饮的文人，也常常作词让歌女演唱。这与欧阳修词产生的背景是异曲同工的。
2.苏轼
苏轼在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时，中了进士第二名。欧阳修以其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轼始具草，文义粲然。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召入翰林，知制诰。后来得直史馆。熙宁时期，王安石推行变法，苏轼与王安石思想存在分歧，自觉朝廷难于立足，遂请求外任，担任杭州通判。改知密州、徐州，又知湖州。在湖州时无端被谤，遭逢“乌台诗案”，受到逮捕下狱。出狱后以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贬谪黄州。于黄州垦荒种田，躬耕陇亩，自号东坡居士。元祐元年（1086），苏轼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苏轼在朝四年，主持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选拔毕仲游、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任馆职，后又荐举秦观、陈师道等调京，一时才士毕集，相互酬唱，成为文坛盟主，其所擢拔之人，都斐然有声，称为“苏门学士”“元祐词人”。此时苏轼和旧派发生矛盾，觉得在朝难以立足，故而求做外官。元祐四年（1089）三月，出知杭州。元祐六年（1091）二月，苏轼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都，不久被派知颍州。次年二月改知扬州。不到半年又召回汴京。元祐八年（1093）秋出知定州。绍圣元年（1094）四月，章惇、吕惠卿、曾布、蔡京等报复元祐旧臣，诬陷苏轼起草制诰“讥刺先朝”，贬知英州，又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再贬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元符三年（1100），徽宗继位，宽赦元祐旧臣，苏轼始得内迁，海南父老携酒馔送行，“执手涕泣而去”。建中靖国元年（1101），北归至常州，于船上染病。七月二十八日，病逝于常州孙氏宅院之中。
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他的政治生涯起伏不定，日常生活丰富多姿，文学成就登峰造极。他的政治起伏也造成了他思想很复杂，儒家的思想、庄子的哲学、佛家的解脱、陶潜的诗理，都能有机地融合。他的思想也影响了他的生活。他胸襟开阔，气量恢宏，以顺处逆，以理化情，形成豪爽明朗的性格、达观快乐的人生观和文学上豪放不羁的风格。作为北宋文人的代表，苏轼的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歌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作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四大家”。我们阅读他的作品，如“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沙》），“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江城子》），都能够纵情放笔，气概豪迈，表现出超逸绝尘的性格和旷达乐观的情怀。
结语
欧阳修的生活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中最有代表性，他的政治生活是规则的，他的学术生活是充实的，他的日常生活是适性的，他的文学生活是真诚的。他的生活从早年到晚年，各个阶段也会有所不同。他自称“六一居士”的六一，着重是他晚年的生活。
我认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大多可以从欧阳修的身上找到影子，但较少有欧阳修这样全面的人生。比如晏殊是欧阳修的老师，他在政治生活和文学生活方面与欧阳修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但没有欧阳修那样的起伏动荡。再如苏轼是欧阳修的学生，政治生活的起伏过于欧阳修，心理的平衡也受到欧阳修的影响。但无论是晏殊还是苏轼，虽然也都有学术上的贡献，但与欧阳修相较则有较大距离，而另外的文人宋祁、司马光在学术上有较大的贡献，但其他方面却没有欧阳修那么丰富。
《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17日0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近代吴昌硕《东风吹作梅花蕊》（局部） 中国美术馆藏
毛泽东自书词《卜算子·咏梅》
清代李方膺《墨梅图》册页 安徽省博物馆藏
“梅花落”，汉时横吹曲名，本为笛曲，初为军乐，或因寒梅无惧艰困，有傲霜骨，兵勇之榜样也。后来“梅花落”成为乐府诗，咏梅者喜用。梅香洋溢于中国诗史、画史，君见梅枝摇曳乎？
花在梅子与盐梅间
至迟到西周，就有了关于梅的诗。《诗经·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诗经》中第一首梅花诗的出现，却是有少女以梅子自况，期待求爱者趁梅子已熟，及时而来，梅子新鲜美味，可得而品之矣！且求爱之心急切：树上梅子只有七成了，只有三成了，对我示好的小伙子，还不抓紧表白？你难道不知道时光倏忽吗？待到成熟的落梅满筐，你要赶紧说出来，我就是你爱的人。西周时社会的开放程度，女子对爱情追求的大胆智慧着实惊人，而这一切都是在劳动生产的场合，梅树下展开的。《诗经·秦风·终南》有句：“终南何有？有条有梅。”条，山楸或柚树之谓也。这首诗里的梅还与杞树、海棠相伴：“终南何有，有纪有堂。”王引之《经义述闻》称：“纪读为杞，堂读为棠……假借字耳。”诗以终南山上条、梅、杞、棠的色彩相杂相融，如绣如画于君子礼服上，而“佩玉将将，寿考不忘”。
《诗经》中的梅花诗，已具有了象征意义，这是西周时的无名诗人抽象思维的结果，有精神之华美。仅此一点，就令人惊讶到心生波澜了：我们的先人、那些男男女女的劳动者，是如此优雅，富有诗性，境界独具，使我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富有诗性的民族。梅树所结梅子在古籍记载中用途的变化，是历史在物质与精神文化方面演进之一端。《尚书·说命下》有句“若作和羹，尔唯盐梅”。这是殷高宗武丁的话，在周代之前，梅并非观赏物，关心梅树者，非花也，乃果也。用梅子做调味品，有咸酸味，佳肴也。其时盐早有生产，仍以盐梅为佐料乃青梅之味，不可替代，好美食的吃货古已有之。西周时用不用盐梅，《诗经》无记。春秋末年，盐梅又冒将出来，《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时在东周。殷商用盐梅；梅树之在西周，成为色彩，梅子为爱情之果；时至东周，复以盐梅烹鱼肉。这个历史过程的意味在于：物质与精神的互为化育，是反复交替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全过程。精神与物质，两两皆美。爱默生说“精神乃物质之象征”，其言大善，西哲之高论也；我读梅树、梅子、盐梅而有感：“物质乃精神之摇篮。”其言有自，东方文化之智慧也。
叙述至此，似乎说明古人对梅树的认识，并不是直线而行的，殷商以梅子制作盐梅以调味，偏重于物质；西周时同为梅子却已成爱情的象征，偏重于精神；与此相类，在《终南》一诗中“有条有梅”，梅是作为背景出现的，言念君子也。其“锦衣狐裘”纹、绣是否有梅花的影子，却未曾言明。《小雅·四月》有花影朦胧了：“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总而言之，时至春秋之末，梅树还不是完全的观赏植物，是果树，梅子曾作为常用调味品，咸酸尽得。青梅还可以泡茶，还可以煮酒。村野小童则在梅树下戏闹，摘梅子，皱着眉头生吃，大呼酸得过瘾……我们无法深入的细节是，不论制作盐梅，还是以梅子呼唤爱情时，人们有没有欣赏过梅花？答案似乎应是：梅香芳踪时人亦爱之，但那是重物质求生存，且是罕有调味品的岁月，花在梅实与盐梅间，文人墨客对梅花的赏识，未至而将至矣！梅花风情，梅花境界，雪枝傲霜，疏影横斜，冷艳芬芳，独自开放，独自凋谢，旷野冷香，将要弥漫在中华大地了。
一枝梅，一枝春
战国初，《说苑》第十二卷记：“越使诸发执一枝梅遗梁王，梁王之臣曰韩子，顾谓左右曰：恶有以一枝梅以遗列国之君者乎？请为二三子惭之。”可见古越国对梅花情有独钟，使臣诸发以一枝梅作为礼物赠梁王。可惜梁王之臣韩子不以为然，好在梁王闻之，见诸发逐韩子，使这一古代中国外交史上极风雅的梅花外交得以流传史册。这一已经鲜有人知的故事，还告诉我们，地处江南河海的古代越国，梅树众多且以梅花为贵，吴越之地非蛮荒之地，一枝梅可证也。
时至汉代，梅树已绰约于深宫内苑，《西京杂记》称：“上林苑有朱梅、同心梅、紫叶梅、燕支梅、丽枝梅、紫花梅、猴梅。”品种之多，梅名之雅，可谓极一时之盛。更有意思的是，汉时梅花已进入咏唱之列，汉代横吹曲《梅花落》，乃笛中曲，且是军乐，借梅花品格以鼓舞士卒乎？可惜没有成为文人风气，汉代没有留下多少梅花题咏。但《梅花落》可证，北地有梅且花式众多。南北朝这个分裂的朝代，却出现了魏晋风度、竹林七贤，人们爱竹同时亦喜梅。梅花开时，南北朝的妇人或簪上插梅，或发间置梅，或手执梅枝，梅花各色，梅香行走，梅妆是也。诗人在面对梅花时忽然生出灵感：此春消息也。是有陆凯在江南托驿使，快马加鞭，送一枝梅给长安好友范晔，并得诗一首：“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后来，“一枝春”成为古往今来梅花与友情的象征，陆凯的诗亦千古流传。“聊赠一枝春”，其意味可思可想可品可鉴，至今无穷无尽。
鲍照是又一个梅花知己，与陆凯不同，他的《梅花落》，开赞美梅树“霜质”风气之先：
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
问君何独然？
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
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
梁人何逊的《扬州法曹梅花盛开》，又名《咏早梅》：
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
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
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
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
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
何逊和江淹齐名，是梁朝的代表性诗人、作家。兔园，梁孝王所筑之园，又名梁园。咏梅诗到何逊时的一个里程碑式转变是：情景交融，境界别具。以“衔霜”“映雪”写梅花之冰清玉洁；又以“枝横”“花绕”，写梅花之风骨姿态；后转而及人，从长门幽怨到诗人触景生情；再以梅花自况，发落英之慨而作结。一扫齐梁宫体诗的雕饰浮华，杜甫有句：“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此诗略晚于陆凯、鲍照，但倘从着意刻画梅枝梅花之美、与赏花人之心境重叠交叉而论，其境界却高出一筹，故“向被视为文人咏梅之祖”。
庾信，北周诗人、文学家，他既集六朝之大成，又影响了唐朝诗事。杜甫有句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其传诵千古的为《梅花》：
当年腊月半，已觉梅花阑。
不信今春晚，俱来雪里看。
树动悬冰落，枝高出手寒。
早知觅不见，真悔著衣单。
从少小咏诵至今，庾信的这一首五言诗，总是不能忘怀，它有乐府余韵，它似乎也是唐代咏梅诗中，得风气之先者。故历来论诗家溯唐诗之源，南北朝为不可无视者也。
唐时咏梅人
唐代梅树更加普遍，江南自不用说，各色梅花之重镇也，梅山、梅坞、梅岭、梅村遍布。即便在北方，梅花也不少，长安内宫多梅，长安郊外曲江梅亦名重一时。中国有唐诗之盛，咏梅诗其一也，比南北朝时更加丰富多彩。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写《梅花落》：
梅岭花初发，天山雪未开。
雪处疑花满，花边似雪回。
因风入舞袖，杂粉向妆台。
匈奴几万里，春至不知来。
此为春日闺情诗也，梅花初发，暗香浮动，征人远在天山，妻盼夫归，却似梅岭、天山相对相隔。唐时边塞诗是唐诗的一道风景线，而梅岭花、天山雪，有相隔之远，也有缠绵之长，离愁别绪，孤苦惆怅，春归人不归也，卢照邻以天山、征人、征妇为背景写梅花，独出一枝。孟浩然有《早梅》诗：
园中有早梅，年例犯寒开。
少妇曾攀枝，将归插镜台。
犹言看不足，更欲剪刀裁。
孟浩然与王维齐名，世称“王孟”，均长于写景而恬淡清幽秀丽故也。诗中“犯寒开”，意指早梅冲破严寒而飘香吐艳。孟浩然一生大部分岁月均在故乡鹿门山隐居，或在长江南北漫游，得山水风景而成诗。其诗性、诗意融成浅近语。诗意浓郁而如说家常，此诗家之极高境地也。
杜甫在成都草堂作《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
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
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
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
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
杜甫诗题中的早梅，是梅树之一种，据范成大《梅谱》称，早梅冬至前已绽放，或重阳后即有花，梅之早者也。肃宗上元元年（760年），裴迪东亭送客恰逢早梅花开，乃诗赠杜甫，杜甫和之。对雪遥相忆，伤时而感怀，沉郁且宛转。王阮亭论之曰：“本非专咏，却句句是梅，句句是和咏梅，又全不着迹，斯为大家。”并称杜甫此诗为“古今咏梅第一”。
唐人诗中刘元载夫人、观梅女仙的诗也应一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种春风有两般。凭仗高楼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阑干。”
南唐后主李煜在中国诗史上是一种相对独立而永恒的存在。作为君王，他是失败者，是亡国之君；作为诗人，李煜的光辉与天才，却不曾因国破家亡、岁月流逝而稍有褪色。他极少用典，文字从不刻意雕琢，在素朴天然中直抒情怀，直指人心。他的《清平乐》写落梅离恨：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宋人为梅狂
中国诗史的一个吊诡处是，唐诗独占鳌头，然咏梅诗却以宋为盛。除了文人爱悔惜美的风气达致鼎盛外，也与梅花的稀少，气候变化有关。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一期）认为，到宋朝时，中国气候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北方趋冷，不少动植物也随之南下或消亡，于是大面积的梅花消失。梅花的生存区域被压缩至江南一带，咏梅赏梅者纷至沓来，天时地利人和皆备也。最能说明北地无梅的是梅尧臣诗《京师逢卖梅花五首》之一：“驿使前时走马回，北人初识越人梅”；王安石《红梅》有句：“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梅花生长区域缩小，社会心理中，物以稀为贵的原理再次显现，再加上从北宋而南宋，从汴京而临安，悲凉之气与文人气质亟需一个对应之物可以相洽可以抒发，梅花当仁不让。
把宋时梅花诗的写作、吟咏推上高峰的有三人。其一为林逋，他的盛名不衰显与“梅妻鹤子”相关，更重要的是他的生活方式，一生孤高，不涉名利。二十年足不及城市，隐居西湖孤山。林逋一生，寄情于清高出尘，远离人间喧嚣之梅，梅花幸矣，西湖幸矣，孤山不孤矣！其二为苏轼。东坡爱竹爱梅，他的咏梅诗与林逋诗各具特色，气象不同。苏东坡在官场累遭挫折，写梅花则重于梅花品格，梅之耐寒、多情与风骨。视梅花为知己，以磨难为乐事的旷达胸怀，在梅花诗的写作中又开辟了新境界。其三为陆游，诗人生活在南渡之初，一生心怀恢复国土之愿，老而弥坚。借物咏怀，非梅不可。陆游一生写梅花诗一百多首。赋梅花以高风亮节，拟梅花为人格象征。至此，对梅花的激赏达到空前程度，咏梅诗的境界更上层楼。梅树梅花梅风，多少人梅花香中为梅狂！且读林逋《山园小梅》：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林逋赏梅咏梅，成了当时文人、当时社会中清高的标志，影响了一代士人的心理，成为宋代梅花诗相继涌现的开路人。
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
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
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
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
苏东坡这首《红梅》诗向来被视作写红梅的绝唱，东坡以拟人笔法，以瑰丽的想象，回答了红梅何以迟开的原因，起首“怕愁贪睡”一个愁字好生了得！且贪睡，独开迟，迟来也红艳啊！纵然花开有早晚，花色有差别，梅花终究是梅花。“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抑扬也；红梅艳丽多姿而梅之品格不改，“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顿挫也。红梅寒心，酒晕玉肌，其文字，其想象，其笔法，其境界，一时无两。而“诗老不知梅格在”，“格”字一出，惊天动地，写梅格亦写人格。东坡此诗一经流传，众多诗家谓：“观止矣！”
东坡写梅也离不开酒，酒晕而红，非凡之想。在《梅花二首》中，有酒香飘然而至：
一
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
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
二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
幸得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入狱，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实乃流放也。即便在这种境遇下，东坡却以梅花自况，把心中的情绪融进了幽谷、草棘、飞雪的诗意中。“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句，更是境界奇崛，突兀古今：没有谁来为梅花祝酒，不需人夸，不需人怜，独自开放，独自落花，独自寂寞，独自惆怅，独自斟酒，独自狂啸，此非一乐乎？两首小诗轻柔优美而又不失厚重感，荒岭荆棘，寒梅傲然，东风裂石，花随雪飘，飞渡关山；花前惜别，相对无言，清溪三百，相送黄州。苏东坡的境界情怀，今人能不惭愧？
《冷斋夜话》记，某年冬日，王安石访友不遇。这位朋友是一个杜门隐居的高士，人未见到，却有梅香浮动。隐喻高士品格，托物言志，有自己的情怀。回舍后便写成一诗，因其朴实无华而流布千年：“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咏梅诗到陆游时，梅花梅骨与诗人傲骨及爱国情怀相凝结，咏梅诗又上层楼矣！且读《落梅二首》：
一
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洁。
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
二
醉折残梅一两枝，不妨桃李自逢时。
向来冰雪凝严地，力斡春回竟是谁？
这两首诗写于1192年，陆游时年68岁。诗人热烈赞颂了梅花气节。“耻向东君”之东君，本指东方司春神，诗中所喻为不思收复失地、奸臣当道之南宋朝廷。陆游其时因为主战而被朝廷闲置，诗人不屈不挠以乞怜为耻。闲置便闲置，便出游，便寻梅，便咏梅，便推敲字句，便把自己的心思情怀也推敲进去。第二首立意则承前首，为梅花不畏严寒迎春颂。“醉折残梅”之要，残败枝也，残败枝犹美善也；“不妨桃李”之妙，自逢时也，自逢时宵小辈也。
陆游最享盛名、流传最久的是《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诗人以传统的咏物寓志笔法，刻画梅花孤高、芬芳、不争、“一任群芳妒”，即便零落成泥而香如故的品格。为断桥寂寞梅花咏叹，亦为自己不得志的命运咏叹。
清人画梅：赏心只有两三枝
清代咏梅诗已没有宋时繁华，但画坛承明代辉煌而发展，颇有百花齐放的气象。其中有画者以水墨画梅，很少设色，着重写意，并有题画诗。诗书画结合于一纸，梅香溢之，书意流之，诗情荡之。其代表人物，即“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号晴江，为终生落魄而成就卓著者。他曾做过县令，因不善逢迎而罢官。后画梅、兰、竹、菊、松石、游鱼，尤以梅花为长，往来于南京、扬州，卖画为生。平生知己一为梅花，一为袁枚，亦与郑板桥、李鱓友善。在画梅作品中，李晴江常钤三方印：平生知己，梅花手段，冷香。其画室名“梅花楼”。
李晴江笔下的水墨梅花，是从生活中获得源泉，或曰灵感。看似信笔挥就的题画诗，可为注脚，乾隆十三年冬作《墨梅图》，题云：
雪晴三日未全消，独自寻梅过板桥。
造化亦能功笔墨，绝崖斑白点疏条。
乾隆十四年写《墨梅图》册页，题云：
铁干盘根碧玉枝，天机浩荡是吾师。
李晴江初为滁州县令时，“入城未见客，问：‘欧公手植梅何在？’曰：‘在醉翁亭’。遽往，铺氍毹，再拜花下”（袁枚：《李晴江墓志铭》）。米芾拜石，晴江拜梅，一时传为佳话。郑板桥于乾隆二十三年题李晴江《梅花图》卷，有精辟之论，信息量极丰。郑板桥认为，兰竹虽人皆可画，却“不得好”，似易而难也。而画梅者少，“举世所不为”，为什么？画梅难工也。有“俗工俗僧”涂鸦，不能看。李晴江画梅“独为于举世不为之时”，此晴江画梅之一大背景，而他对千树万树的梅花，怎么落笔呢？郑板桥说他目视夜思，衣食两忘，而得梅花真谛。更奇妙的是，一身傲骨的梅花在晴江笔下“俯首就范，入其刻画剪裁而不能出”。晴江爱梅，梅亦爱晴江，晴江为梅树扶摇一枝，梅树在晴江心头怒放。但李晴江并不是不知道画梅之难，他自题画梅诗云：
写梅未必合时宜，莫怪花前落墨迟。
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
这首诗常为赏梅者所用，其实是画梅经典，其“赏心只有两三枝”语，影响了古今画坛，智者得舍取之妙，终身受用。潘天寿《听天阁画谈随笔》云：“赏心只有两三枝，辄写两三枝可也。盖自然形象，为实有之形象，非画中之形象，故必须舍其所可舍，取其所可取。”
有清一代，画梅的名家还有弘仁、石涛、恽寿平、高凤翰、王翚、禹之鼎、沈铨、姜泓、杨晋、汪士慎、金农、李鱓、罗聘、萧晨、陈枚、虚谷、赵之谦等，他们在中国画史上与梅花共吐艳，而各有特色，各自摇曳。笔者所以罗列诸多大家之名，意在指出清代画事之盛，写梅其一也。咏梅诗中也有赏心之作。如清初诗人吴嘉纪《九月红梅》：
步入山翁径，老梅当户幽。
微芳随菊放，残叶为花留。
不作一林雪，偏争几日秋。
人间霜露遍，春在此斋头。
咏九月红梅的诗极为罕见，而且造句不易。
袁枚的《看梅》《折梅》，似有宋时流风：
一般玉露总无私，山北山南分早迟。
恰使人心怜旧雨，最开多是隔年枝。
（《看梅四首》其一）
为惜繁枝手自分，剪刀摇动万重云。
折来细想无人赠，还供书窗我伴君。
（《折梅二首》其一）
《梅花落》一路写来，时光已到清朝溃亡，民国年间了。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在文坛、画坛上大匠辈出的时代。画家中有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家画梅写梅，无论寒梅红梅，开拓出一番气象。
梅香洋溢于中国诗史、画史，而我只能略写少许。遗珠之憾，时在心头缠结。
毛泽东的咏梅词
新中国流传最广、最久、最伟大的一首咏梅诗，是毛泽东读陆游词，反其意所作的《卜算子·咏梅》。2020年6月29日，《北京日报》刊卢洁、王颖文章，有关于毛主席写作此诗过程的不少细节，读来生动而亲切：1961年11月6日晨6点多，秘书田家英收到毛泽东的一张便条：“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到，则更好。”田家英很快将林逋诗文集找到，并及时呈送主席。不料8点多，又收到毛主席的一张便条：“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田家英急忙查找时，毛主席的第三张便条又到了：“又记起来，是否是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到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后查明这是明代诗人高启《梅花九首》之第一首，全诗为：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田家英找到高启诗后，毛泽东当天就用草书写下全诗，又书：“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一天之内，毛主席写三张便条找一首咏梅诗，“这种情况倒是非常少见”。那一段时间，毛主席对梅花、咏梅诗词格外有兴趣，“找来一首又一首，反复吟诵，似心有所感”。寒冬腊月，梅花不惧严寒，冰雪悬崖，山花烂漫的景象，是何等美妙、动人、壮观。不日，毛主席《卜算子·咏梅》问世：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1961年12月27日，毛泽东把这首词作为文件，批给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们看。并附陆游原作，加注：“作者北伐主张失败，皇帝不信任他，卖国分子打击他，自己陷于孤立，感到苍凉寂寞，因作此词。”面对国内三年自然灾害，国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围堵封锁，苏联单方面撤回全部在华专家的严峻形势，毛主席以飞雪红梅的坚贞、美丽、操守、傲骨与微笑，从容应对，并鼓励中国人民发愤图强，勇往直前。接下来便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七千人大会”，毛主席的《咏梅》词一纸风行，老少吟唱，梅花精神接续千古而又日新于中华大地。一种精神，一种冉冉上升的精神，如冰雪红梅笑意盈然开放在中国大地。眼看着，喧嚣猖狂的反华大合唱，在一个诗性民族的低吟浅唱前，只能落荒而去——“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徐刚，系作家、诗人，曾获鲁迅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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