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里的历史#
《盛世危言》是中国思想界中一部较早地认真考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就其对当时许多问题的思考，百年之后仍然不能抹杀其具有现实意义的光辉。《盛世危言》是一个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在政治上不但提出了建立议会式的立宪政体，而且提出了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这样才可能使施政臻于完善；在经济上郑氏主张由民间组建工商业团体，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在教育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新见解；在司法上他指出了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的运用无不体现了黑暗与残暴，所以须得向西方学习，他说"西人每论中国用刑残忍，不若外国宽严有制，故不得不舍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
《盛世危言》，是中国近代思想家郑观应的重要著作，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式出版，版本多达二十多种。书中封面题：“首为商战鼓与呼”，内容包括了建设现代国家和解决当日危难的所有问题。其内容明确提出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根源乃在于专制政治。郑观应自隐居澳门后，致力扩编1873年完成的《救世揭要》和1880年的《易言》，结果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完成深具影响力的《盛世危言》。其后，郑观应按当时中国的形势变化，一再增补内容。因应中日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形势，8卷本的《盛世危言增订新编》于光绪二十六年编成。该著作被重印20余次，乃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书。本书共十卷其中7卷盛世危言，3卷为盛世危言续集。
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盛世”，但没有一次盛世持续百年，更不要说长盛不衰。
相反的例子却是，每一次盛世都伴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盛世之后的衰落，往往就是那个朝代终结的开始。这或许是中国王朝政治“兴、盛、衰、亡”四部曲的规律。怎样才能打破这个规律，在农业文明——帝制时代似乎始终找不到出路。
到了近代，商业文明渐渐兴起，人们开始从比较的眼光重新思索这个问题，方才渐渐悟出不一样的道理。这方面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例证，就是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
郑观应的一生极具象征意义。他生于《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一年，又生在著名侨乡广东香山，病逝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一年（或曰第二年），他的一生几乎与近代前期相随始终，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错失”的20年，是经济高速增长、洋务30年的直接参与者。甲午战后，介入维新、新政、宪政，直至国体变更，民国建立，郑观应逐渐淡出现实舞台，专注于教育。
郑观应是“同光中兴”盛世背景下最为警醒的思想者，他不是抱怨体制，抱怨朝廷，而是感到中国的进步远远不够，总在思索发展中的问题，只报忧不报喜，是盛世中的清醒者。
郑观应晚年总结自己的思想进路说：“余经营商业五十年，究心当世之务，颇知其中利弊。素性愚憨，夙夜在公，艰辛备尝，于世无补。特目击时事，利权日损，漏卮日多，而惓怀家国之念昕夕不忘。凡有关大局利病者，罔识忌讳，上书当道，尽所欲言。”（《盛世危言后编自序》）
据郑观应本人回忆，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表达起源很早，甚至可以追溯至其二十几岁，其作品结集为《救时揭要》。 《救时揭要》为郑观应作品系列中的第一种，对此作品的著述年代，现在的研究者并不认同郑观应的自述，以为郑观应有“倒填日期”自我标榜的嫌疑。
其实，如果仔细阅读《救时揭要》的文本，郑观应的说法大体可信，因为《救时揭要》只是一部短文集，其结集或许在1873年前后，但其中一些短文的写作、发表，肯定早于这个时期，约在郑观应进入上海商圈不久。
在《救时揭要》中，郑观应分别讨论了贩卖华工问题、鸦片问题、救灾恤贫问题、慈善问题、航运问题、溺女婴问题等，无不切合当时社会实际，同时对症下药，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具有明显的时代气息。《救时揭要》为郑观应赢得了商圈之外的名声，也激励他在此后几年持续思考，“盱衡时事，思挽时局，幽愁积愤”（王韬：《易言序》）。郑观应另著有《易言》一书，依然用单篇文章结集的方式，系统表达了自己的社会改革思想。
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认真检讨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以为中国要赶上西方，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变革，而不是点点滴滴改良，不是漏屋修补，不是弥缝补漏，而是重构，是中国社会全面改造，必须触及中国的政治、司法、教育、经济、言论自由等各个方面，必须建构一个能够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组织，必须政治公开化，朝野互动，方能使政治措施日臻完善。
在经济上，郑观应《盛世危言》并不讳言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政治期待，以为一个健康的近代工业、商业无法由政府包办。自由贸易、商战都是资本、商业本身的较量，政府应该从重商主义立场给予保护、支持，但绝对不可以取而代之。
在郑观应看来，中国经过长达30年洋务运动的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重现了一个“盛世”。但他的思考是，怎样让这样的“盛世”长盛而不衰，怎样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基础上，为中国构建一个长治久安的体制。郑观应的结论不言而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盛世”一定要有容纳“危言”的雅量，一定要从“危言”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重构体制。
得读《盛世危言》的前兵部尚书彭玉麟也盛赞郑观应这部书“为时务切要之言”，“所说中西利病情形了如指掌。其忠义之气，溢于行间字里，实获我心。”（《盛世危言》彭序）
亡羊补牢，未为太晚。在此后数十年政治变革中，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无不受到郑观应思想的恩泽，无不从《盛世危言》中获得启迪。书比人长寿。知道郑观应的人或许越来越少，但《盛世危言》所表达的忧世情怀，却像屈原的《天问》一样传之久远，成为中国人一笔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2014年11月24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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