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电影在大陆地区主要是以主旋律为主的，当时的法律法规、医学定义、伦理层面都将“性少数”群体定义为“非常态”的人群。
这就导致“性少数”题材在电影创作领域是处于“失语”状态的。
而两岸三地在这一时期对于“性少数”的影视表达也展现出了不同的侧重点及独特的表达方式。
早期的大陆电影，都是在主旋律的主题下展现其中的抗战情谊，从而彰显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但其中不少抗战题材电影放在今天回顾看来，都或多或少地掺杂了一些“性少数”元素。
在90年代之前，大陆影史上关于“性”的描述是十分保守且回避的，甚至直到1980年，才出现第一部具有“吻戏”的电影《庐山恋》。
而影片中所谓的“吻戏”，也不过是女主角“蜻蜓点水”般地在男主角脸上亲了一下。
由此可见90年代前大陆影片有关于两性亲热行为的镜头描写多是隐晦的、引导观众展开想象的。
因此在“性少数”这一当时更为“禁忌”的题材表达上，电影文本只好采用更加委婉暗示的方式得以实现。
而在这些表现同性亲密的影片中，亲昵举止往往发生于两名女性之间，这是因为女性之间的情感相较于男性，更为直接和密切。
所以当观众在荧幕上看到两个女孩接触时，内心是可以接受和欣赏的。
大陆早期与“性少数”相关的影片也是围绕这一特点，在叙事模式上更多展露女性之间的同性情感。
大陆地区最早展现“性少数”元素的电影是孙瑜导演的《大路》，作为一部1934年拍摄的影片，其主题核心自然是在抗战时期彰显爱国主义及民族情怀。
但片中展现了铁路工人健硕年轻的身体，散发着性和欲望的信号，从而引得饭铺两位少女丁香和茉莉对这群健康青年展开讨论。
两人的话题虽然是围绕着心仪的男性标准而展开的，但画面演绎的却是两个女孩在亲热打闹，之间的肢体接触也透露着暧昧的气息。
种种举动无一不在向观众表达着两人间特殊的情谊，但在影片中其他人眼里，却认为稀松平常，不足为奇。
虽然不是明确书写同性恋话语的电影，但《大路》作为一部1934年创作的电影文本，其中隐晦的“性少数”元素在那个年代已经具有开拓先锋性。
之后1964年谢晋导演的《舞台姐妹》中的同性意味相较于《大路》就显得直白许多。
甚至谢晋导演和陈凯歌导演在纪录片《男生女相：华语电影之性别》中都明确表示过片中竺春花和邢月红之间确实存在情感。
只是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导致这一情感被隐蔽在历史潮流的阴影下，最终影片的结尾也是以两人一同抵制旧社会，解放思想、提高觉悟，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告终。
可见整部影片的主题仍是在倡导思想进步的主旋律之下。
除了上述两部讲述“姐妹情深”的电影外，当时的大陆电影还会在“男女易装”的抗战情节之下夹杂少许“性少数”元素。
其代表作有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战火中的青春》，这部号称“现代花木兰”的革命电影虽侧重战友情，但“女扮男装”的高山还是与排长雷振林擦出了火花，影片最终揭露了高山“女儿身”的身份，从而使得雷振林对她由敬佩之情转为爱慕之情。
整部影片几乎都是假装男性身份的高山与真正男儿身的雷振林的对手戏，进而引导观众对其中的“性少数”关系展开联想。
结尾雷振林还将自己心爱的指挥刀赠与高山留作纪念，也是影片对其情节中表达出的同性元素给予的隐晦肯定。
相比较大陆“性少数”电影而言，香港在90年代以前有关“性少数”题材的电影数量要更多一些，但也谈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性少数”电影，更多是将“性少数”题材作为影片的一个商业噱头来吸引观众。
香港电影曾经是十分辉煌且荣耀的，也一度获得“东方好莱坞”的称号，这得益于香港电影市场的包容与创新，也成为了香港电影在90年代前就展露“性少数”元素的关键性原因。
1972年由楚原导演的电影《爱奴》是华语电影市场第一部真正将主角设置为“性少数”的电影，少女爱奴阴错阳差被拐卖到妓院，却因为其自身姣好的容貌及刚烈的性格，得到了鸨母春姨的喜爱，为了实现自己的复仇目标，爱奴与春姨展开了一段暧昧的关系。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爱奴》完全符合了男性观众的观赏心理，将女性角色设置在了“被看”的附属地位，且大胆露骨的题材更具吸引观众的特质，成为了早年成功演绎异类同性情感的经典影片。
无独有偶，同一时期的邵氏兄弟公司电影《唐朝豪放女》也同样具有同性情节，片中展现了才女鱼玄机与侍婢绿翘之间的同性情感。
这是一部彰显女性主义价值，将情欲与女性思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香港电影市场的繁荣致使香港在20世纪90年代前就对“性少数”这一边缘题材有了敏锐的“嗅觉”，只是由于社会环境的保守，此时的香港电影对“性少数”的表达更多是出于商业角度，通过展露女性身体来迎合受众，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性少数”叙事。
除了上述明显体现同性恋剧情的电影外，此时的香港电影也有着极为隐晦表达“性少数”剧情的电影。
例如1986年的《英雄本色》及1988年的《壮志豪情》等。
总体而言，90年代前的香港电影因其独特的商业模式而拥有比较开放的创作空间，成了当时华语电影在“性少数”领域的“开拓者”。
随着社会环境的解放，“性少数”话题作为现实生活的一种社会现象，自然也逐渐出现在台湾电影叙事中。
但这一时期的台湾“性少数”电影还是对于之前的政治政策有所顾忌，因此非异性恋题材只能借着“新电影”运动和乡土文学的潮流隐秘发展。
1985年拍摄的电影《孤恋花》算是台湾地区第一部“性少数”题材电影，影片围绕着乱世中林三郎和雪芳、白玉三人之间的爱情纠葛展开，仅十分浅显地描写了一下雪芳和白玉之间的感情。
另一部同时期的是1986年的《孽子》，这部影片中的“性少数”文本相较于《孤恋花》则多了不少，影片中表现了多段关系，并出现了不少“性少数”群体聚会的场所，如“blueskybar”、公园等。
两部影片都改编自白先勇小说，但在当时的社会，导演仍然不敢直白地将原著中的同性情感完全还原在大荧幕上，只得将影片中的“性少数”文本模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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