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美军薪酬知多少？收入丰厚福利好 中高级军官反而挣得少
据美国海军时报网站1月11日发表的题为《军人与平民，谁薪酬更好？》的文章称，在职业生涯中，军人比平民挣钱更多吗？
比如，一名在2000年毕业的美国高中生，如果参军并服役到2018年，他今天会更富有，还是当年不参军而是成为一个平民劳动者挣钱更多？
这个问题与激发人们参军的很多高尚理由无关。这是一个纯粹的金钱收益的问题，目的是算出一个人做出重要的人生选择而收获的金钱。
文章称，答案并不简单。将平民的薪酬与军人的报酬相比似乎就像是苹果与橘子相比。除了基本薪金，军人还有丰厚的住房补贴、额外津贴、特别薪金，等等。
然而，军人也交出了更多的职业变动控制权，承担的工作任务可能有危险，而且经常搬家可能影响配偶的收入。
再者，军人通常沿着标准化的职业道路上升，而平民的升迁和职业进步更多样化而不可预测。
美国军官协会的军人家庭政策主管布鲁克·戈德伯格说：“军民薪酬对比的普遍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像跟踪军人的收入那样跟踪平民的收入。”
然而，这是一个引起诸多有意思的讨论的问题。
文章称，2001年后的几年，军人的薪酬有了大幅提高。因为当年爱国热情高涨，海外行动激增，促使国会授权一系列的提高军人年薪的决定。按照历史上的标准，这次薪金提高的幅度很大。
然而最近几年，华盛顿的预算之争导致军人薪酬增幅创历史新低，赶不上平民工资增长，使军人薪酬总额减少了。
然而，有证据表明，2000年入伍的军人挣的钱超过同等条件的平民。总的来说，过去18年军人薪酬增长略微超过普通百姓工资的增长。
文章称，据美国政府的数据，2000至2018年美国军人平均薪酬增长了76%，而同期平民的工资增幅为63%。然而，对于错过2001年后薪酬大涨的军人来说，这不是一个那么好的消息。
2010年1月份入伍的军人，薪酬的增加赶不上平民薪酬的增幅。2010年以来，平民薪酬总共增加了19%，而军人薪酬增加了大约16%。
美国军官协会副会长丹·梅里说，平民的薪酬高度取决于其就业的职业领域，而军人的薪酬是从事各种职业的军人的薪酬标准。
2018年，薪饷等级位于O至5的军官的薪酬超过10.5万美元，与同样年龄和资历水平从事某些平民工作的人薪酬相当。
不过，梅里说，“外面的一位能干的工程师轻而易举一年能挣20万至30万美元，而我们的上将级军官也挣不到那么多钱。”
文章称，对于在军民之间的抉择，梅里很熟悉。
梅里说：“我以前当过兵。我参军很晚。我上过大学，参加过工作，什么都干过，挣到了需要挣的钱。”
他说，几年前，他在一个退役军官手下从事建筑工作时突然“开悟”了。那位军官指出，与从军相比，终生从事建筑职业的职业发展选择有限。
后来，梅里加入了空军，退役时是一位上校。
戈德伯格一家则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她的丈夫是一位空军飞行员，2000年毕业于空军军官学校。她2002年毕业于法学院，放弃了工作机会，随丈夫去了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所在地，福罗里达州的赫尔伯特菲尔德，在那里生活了10年。
那次搬迁影响了她跟家庭挣钱的能力，因此在丈夫服役期最后一年，他们决定为了女儿在延长一年。他们拒绝了空军开出的外加15万美元让他留下来的条件。
戈德伯格说：“15万美元不足以（让我们）听任空军决定我们的潜能。”2013年，她丈夫从空军退役，他们搬到了华盛顿找工作。当时正值美国政府关闭和防务承包商招聘冻结。
她说：“因此，我的飞行员丈夫虽然拥有工程学学位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却失业了。大约有2年的时间，我们自问，‘我们应该留在军队里吗？’那是一个待遇更好的选择吗？不过能够选择的自由因素——对我们来说更有价值。”（编译/刘宗亚）
原标题：陈行甲的人生“上半场”
◆ 陈行甲，曾任湖北省巴东县委书记，当选过全国优秀县委书记。2016离任，开始“下半场公益人生。这位曾经的“网红官员”，他在巴东的经历值得回望
“中场调整结束，下半场公益人生开始了。”
蛰伏6个月零4天后，曾被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湖北省巴东县委原书记陈行甲近日更新了自己的朋友圈。他的“下半场”，是前往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从事公益社会政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这是我公益人生的起点。我带着回归的心，虔诚地从零做起。”陈行甲说，“转场到公益领域，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在那个集边远山区、贫困地区、三峡库区、少数民族地区为一体，并曾因邓玉娇事件、清江水布垭翻船、冉建新事件等发生而“知名”的地方，曾经的“一把手”陈行甲的人生“上半场”，值得回望。
陈行甲向外推介的巴东美景巫峡之巅
痛心疾首的现实
“你给我马上回来！”
电话里，2011年初任巴东县委书记的陈行甲厉声说到。电话那边，是巴东的一位商人。约半小时后，他回到陈行甲办公室，灰溜溜地拿走了一个悄悄放下的盒子。
那是一个牌子很普通的衬衣包装盒，但盒内除了衣服，还装有厚厚一沓港币。
“面值1000元，总共20万。”陈行甲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我以前在一个经济发达的县级市任市长，也算见过钱的，但调到巴东当县委书记后，开了眼界。”
让陈行甲“开了眼界”的，远不止这20万港元的“见面礼”。
一次，有个人来陈行甲办公室谈工作。临走时说，“陈书记，我送你个‘时间’吧。”随后，他拿出一块表递给陈行甲。
“这表多少钱？”“不贵。”“不贵是多少钱？”“就十几万。”陈行甲一下变得脸色铁青：“你自己拿走！”
还有人给陈行甲送来金条，也被他——拒绝。上任伊始的2011年10月，陈行甲在干部见面会上公开宣布了“四不”承诺——不搞个人说了算、不搞小圈子、不搞另起炉灶、不收钱收礼。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还是有很多人根本不信。”陈行甲有些无奈。
与送礼者一掷万金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作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巴东，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50万人中一度有17万未脱贫。
“巴东这么穷，这些人还这么没有底线、没有节操。”在全县的干部大会上，陈行甲说起官场腐败的问题，痛心疾首。
2015年巴东县纪委五次全体（扩大）会议透露，省委巡视组指出巴东县工程建设领域遗留问题很多，政府工程招投标严重不规范，有干部带薪离职插手工程，三峡后续工程中有工程未公开招标并全部转包。
“今后五到十年，巴东后三峡时期的项目还有30亿元，国家还会有不少扶贫项目，那可是改变巴东贫困面貌的血汗钱啊！如果再任由那些人恣意糟蹋瓜分下去，我们怎么对得起巴东50万人民，怎么向巴东的历史交账？”陈行甲说，“这种乱象不管怎么得了？”
官风不正，民风难淳。过去连续多年，巴东俨然沦为恶性事件频发的“火药桶”。从2009年的“邓玉娇事件”、2010年的“水布垭沉船事故”，到2011年利川市原反贪局局长冉建新在巴东县看守所死亡事件，巴东几乎每年都出大事、怪事。
“不会无缘无故就发生轰动全国的极端事件。”他说，风起于青萍之末，这里的“末”是什么呢？就是社会生态，以及其背后的政治生态。“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必须把扭转‘官风’提上日程，提振干部状态，重塑巴东政治生态、社会生态。”
从“正官风”破题
2014年7月起，陈行甲陆续收到不少群众举报，反映国家投资4500多万元的平阳坝河堤竟然还不如上世纪70年代修建的河堤，刚建成没多久就被冲毁了。
陈行甲做了实地调查，发现举报内容基本属实，于是责成县纪委和公安局全面调查。
“吊诡的是，调查工作举步维艰，似乎县纪委和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的一举一动、所有进展，被调查对象都一清二楚。”陈行甲说，“被调查对象能量之大，让人瞠目结舌。”
“其实你住的地方我们知道，不要把这事闹得全县人民都知道。”调查此案期间，陈行甲收到了这样的威胁短信。公安部门发现，发短信的手机号码为冒用他人身份办理。
压力还有来自“体制内”的。有人给陈行甲打招呼：遇事留一线，工程质量问题，可以让老板多出点钱再弄。“你是县委书记，你说有问题就有问题，没问题就没问题。”
顶着风险压力，历时4个月时间，陈行甲“坐镇指挥”，一举打掉了叱咤巴东工程领域多年的“中标大王”，并接连查处了9名局长、副局长。
由此打开“缺口”，副县长邓明甲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已就任恩施州水产局副局长的巴东县委原副书记薛昌斗被“双规”，已调任恩施州政府副秘书长的巴东县原县长刘冰被停职检查。
纪检监察部门的统计显示：从2011年底起的四年多，巴东先后查处串标围标案件7起、追究19人，查办职务犯罪85人，其中，正县级官员1人，副县级官员3人；查处企业老板47人。
同样的铁腕除弊，延展到了对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两违建筑”的治理。
巴东城区的长江两岸，“两违建筑”一度恣意生长。巴东属于三峡库区，地质灾害多发，私自滥建的“两违建筑”是巨大安全隐患。违建背后则是错综复杂的利益，一些官员参与其中。顶住压力，巴东整治“两违建筑”，累计查处“两违”建房户535户，赢得了民心。
狠刹工程项目、“两违建筑”方面的腐败问题，解决了“破”的问题。而在“立”的层面，巴东重在细化要求，同步“正官风”。
2011年，上任伊始，陈行甲在巴东提出了“五个严禁”：
严禁对属于职责范围内能够办成的事不按规定时限或承诺时限办结；
严禁公职人员向服务对象“吃、拿、卡、要”；
严禁工作日中餐饮酒；
严禁机关干部迟到早退和利用网络进行与工作无关的事，工作时间上网玩游戏、炒股票、看电影；
严禁赌博。
“这样的要求很具体很有针对性，对于规范干部的行为效果明显。”巴东县委组织部原部长王韬说。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吃空饷”问题，巴东同样重拳出击，先后清理出“吃空饷”216人。
“一些人‘吃空饷’长达数年。若按每人每年3万元工资计算，财政一年就要白白支出648万元，这可不是个小数目。”陈行甲说。
严查腐败、严管干部，巴东县将扭转“官风”作为重塑政治生态的突破口，取得了明显实效。
倒逼干部“眼睛向下”
2016年1月26日，陈行甲约一位镇党委书记吃饭，却遭遇了“闭门羹”。
那天，陈行甲下乡调研返回途中，他给绿葱坡镇新任镇党委书记田恒勇打电话，说约半小时后在绿葱坡吃午饭，顺便听一下近期工作汇报。
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他的意见被田恒勇回绝了。“实在对不起，我已约好2点半到枣子坪村去开群众的屋场院子会，今天就不陪您了。”
“放下电话，我心里有一股莫名的感动和欣慰。”陈行甲说，“在他心中，与老百姓的约定比和我这个能影响他升迁命运的县委书记套近乎更重要。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干部！这也说明县委选对了人，选了一个看群众脸色行事而不是看领导脸色行事的干部。”
干部“眼睛向下”的转变，与巴东县大力倡导“到群众中去寻根”的理念密不可分。
“您找你们乡镇的书记，或者您听说别人找他办事，他的态度好不好？”这样的电话调查，从2015年12月9日起，在巴东县各乡镇村组响起。
通过12340社情民意调查电话专线，普通群众拥有了直接评价干部的权力。这搭建了政府与公众交流沟通的平台，能更广泛、更直接地收集民情民意，也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了更准确真实的依据。
目前，在这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小县城里，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系统已建有9万人的电话访问样本，被访问对象分布在全县12乡镇、322个村（社区）、3756个村民小组。
王韬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结果会直接运用到干部考核评价中，占干部绩效考核权重的10%。“排名靠后20%的，不得提拔”。
除了让群众有评价权、监督权，巴东还全力保障社会治理中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让百姓真正“当家作主”。
巴东是贫困县，如何精准识别“谁穷、谁不穷、谁真穷、谁最穷”，群众心中有杆秤，朝夕相处的乡里乡亲最有发言权。
巴东县扶贫办原党组书记郑永平说，巴东县探索了“屋场院子会”，以民主的方式化解争议。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与评定，从由政府部门认定改为群众集体讨论确定。所有流程公开，在全体群众“眼皮子底下算账”，精准程度大幅提高。“共召开屋场院子会5000余场次，收集村民意见建议近6万条，核查调出建档立卡贫困户5780户14000余人，重新调入建档立卡贫困户5810户14752人。”
“‘屋场院子会’讨论过之后，村民对于认定结果服气，对政府工作更认可了。”巴东县政协副主席、曾担任基层乡镇信陵镇党委书记的向秀忠告诉记者。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眼睛向下”，方能真正收获民心。
上世纪90年代，由于部分村民到外地卖血感染上了艾滋病，巴东有感染者400余名，在茶店子镇的一个小山村，就有35名。
2011年11月30日，世界艾滋病日前一天，履新巴东仅一个半月的陈行甲，带着卫生局局长和医生来到这里，为村里的艾滋病村民检查身体。陈行甲还委托村干部杀了一头猪，摆了三桌酒席，自己出钱请20多名艾滋病村民一起吃饭、拉家常。
县委书记与艾滋病村民同桌吃饭、相互夹菜，成了那个小山村里村民们心中一个温暖的记忆。
巴东当地多名干部都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提到，县委书记用自己的行动，逐渐抹去了村民们心头曾经挥之不去的阴影，让他们对生活重新萌发信心，附近的村民，也不再谈“艾”色变。
看似一件件小事，实则拉近了百姓与政府官员之间的距离，逐渐消除的是民间的戾气与怨气。
干部“眼睛向下”，多为群众办实事、谋福利，更多尊重群众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力，尊重百姓内心的需要，尊重百姓应有的尊严，最终收获的是百姓对政府的信任。
现代理念驱动“善治”
巴东县也在更多地探索社会治理现代方式，力求以现代理念驱动、激活“善治”。
山高路远、地广人稀，最远的村离县城250多公里，一个来回需要花2天时间——群众“办事难”的问题曾长期被百姓诟病。“老百姓心里有气，很多是‘憋’出来、‘簸’出来的。”当地一些干部说。
“山区的老百姓，不会关心政府部门如何精简、如何设置，他们关心的是办事是不是方便、是不是公正、是不是省心。”陈行甲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2013年4月开始，巴东县选择将推进“农民办事不出村”信息化项目作为突破口。
“农民办事不出村”信息化平台，重点在让农民足不出村，即可办理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政务类、资讯类、商务类服务事项。目前，巴东已在260个村（居）建成农民办事不出村信息化项目，26个部门100个审批服务事项授权村级受理，累计办结行政审批事项3.67万件，承办商务服务近7万件，使42万农村群众从中受益。
“‘农民办事不出村’实现了行政审批的高效化、公开化、标准化和队伍的专业化，在山区乃至全国具有广泛推广价值。”现场观摩后，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2014年起，在这个信息化平台基础上，巴东运用“农民办事不出村＋”理念，增加了金融、电商等多项服务功能。
2015年，巴东先后在5个乡镇举办“农村信息赶集”活动，并将“农民办事不出村”服务平台和一家电子商务平台的资源进行整合，打造成集实体网店、信息发布中心、特色农产品反向销售于一体的新型信息服务中心……
借助现代化手段，“网上走群众路线”，成了巴东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一个亮点，不仅体现在信息惠民方面，还体现在直面网络民意、回应社会关切之上。
“早些年，巴东民间的怨气和戾气太重了，经常是什么话都说到极端，甚至是强烈挖苦，好像政府做什么事都不对。”回忆起2011年以前一段的“网络生态”，长期在宣传部门工作的陈平财慨叹不已。
2011年，刚上任的陈行甲在当地论坛见到了网友“科比”的帖——《给巴东新任县委书记的公开信》。信中痛陈巴东诸多沉疴弊病——不要浪费那么多钱财去办毫无意义的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各种各样的晚会；城管实在办不好什么正经事，重新招募一批高素质的来……
没等过夜，次日零时16分，陈行甲便以实名注册方式回复该网友，还公开了自己的邮箱。以此为起点，陈行甲主持长江巴东网改版，并主导建立了网络问政平台，县各政府部门注册账号，由专人负责解答网友疑问。
直面舆论，干部与群众在良性的互动、交流中，增进了理解与互信，进而有效助推了社会和谐与稳定。
在现代理念驱动下的社会治理转型过程中，巴东县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明显好转。2012年起，巴东县未再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巴东县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对乡镇党政“一把手”的民意调查显示，11万的抽样调查样本评分，干部们得分都在90分以上；关于干部心态调查的600个样本显示，干部对个人岗位的满意度达85.8%。
长期关注巴东发展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刘义强说，回顾巴东近5年之变，正是因为破“潜规则”立“明规则”，铲除积弊，在县委书记等“关键少数”干部的带动下提振干部心态，辅以技术牵引下的社会治理创新激活“沉默的大多数”，带动了社会生态重塑，进而让这个山区县焕然一新、由乱到治。
告别与前行
告别巴东，却显得有些突然。
2016年12月2日，一篇《再见，我的巴东》在网络中“刷屏”。撰文者，是时任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就要离开巴东了，心里有太多不舍。窗前是夕阳下西壤口远山的轮廓，连绵起伏若波涛，就像我此刻的心绪。”
而在此前，录制MV、高空跳伞宣传巴东旅游。为了推介巴东，陈行甲仍在不遗余力。
陈行甲
2016年3月，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陈行甲曾含蓄地表达了去意：“德鲁克的人生管理理念中，把人生分为上半场、下半场。我今年45岁，应该中场休息、调整一下，开始下半场。”
而在他演唱并翻译为英语的《巴东之恋》中，一句“来匆匆，去匆匆，一切值得纪念”，似乎也已提前为离别做好了铺垫。
《再见，我的巴东》之后，是一段沉寂，他没有再做任何回应，直到2017年5月6日。
蛰伏许久，陈行甲在朋友圈发布的言语中透露，和伙伴们在深圳成立了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致力于贫困地区儿童大病救助和教育关怀。“这是在一个旧集装箱里起步的项目，仅仅两个多月时间，就从梦想照进了现实。起步我们想从儿童白血病开始，在试点地区通过与政府、医疗机构、保险公司以及社会的深度合作，实现区域内贫困儿童白血病的免费治疗。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试点范围，探索实现这个社会痛点最终实现免费治疗的可能性。”
一个乡村建设试验计划，也被提上日程。第一步，是在现实情况下改善家庭照顾系统，修复乡村社区照顾系统的公益项目。陈行甲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我要看到你”。
“希望能够让那些因为生计奔波而城乡分别的亲人比较容易互相看见。”陈行甲说，在此基础上，还将开展平民教育培训、复兴乡土文化、发展乡村产业的试验探索。“这是我公益人生的起点，我带着回归的心，虔诚地从零做起。老实说，我不知道能做成什么样子，有多少成算，但是我愿意全力一试。”
漫步巴东江畔，汽笛声阵阵。这座陈行甲已经离开的江畔小城，依旧有着陈行甲主政时留下的许多印记。
最为醒目的，莫过于临江高悬的几个大字——“巴东精神：干净、自强”。
（记者丨梁建强 黄豁 赵仁伟 凌军辉 胡振华 刊于《瞭望》2017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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