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是第三天了。
美林和泰诺林交替喂了四轮，每次药效一过，体温就像被弹簧弹回来似的，蹭蹭往上窜。四岁的豆豆烧得嘴唇起皮，小脸通红，连哭都哭不出声了，只是蜷在我怀里，像只被雨淋湿的小猫一样瑟瑟发抖。
“妈妈，难受……”
他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叫，每一个字都扎在我心上。
我第三次拨通老公的电话，响了三声被挂断，微信上只回了一句话：“在应酬，先送急诊，我忙完就过去。”
忙完。
孩子烧到39.6度，你让我先送急诊。
我没时间生气，用包被裹紧豆豆，抓起医保卡就往外冲。车在夜里十一点的街道上狂奔，后视镜里，豆豆半睁着眼睛，目光涣散，我喊他的名字，他要隔好几秒才能反应一下。
这个细节让我头皮发麻。
儿科急诊永远人满为患，这是每个家长都知道的残酷真相。我抱着豆豆冲进候诊大厅，放眼望去，至少三四十个孩子在排队，哭闹声、咳嗽声、家长焦急的询问声搅成一锅粥。分诊台的护士看了一眼豆豆，问了几句常规问题，测了体温——39.4℃。
“去排队吧，前面还有二十多号。”
“护士，他精神很差，叫反应都慢了，能不能先看一下？”
护士低头写着什么，头都没抬：“大家都急，按顺序来。”
我咬咬牙，抱着豆豆坐在冰冷的塑料椅上。旁边一个妈妈抱着同样高烧的孩子，已经在等了一个半小时，她的眼睛里全是血丝，嘴里反复念叨着“没事的没事的”，不知道是在安慰孩子还是在安慰自己。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豆豆开始出现我不认识的状态——他不是睡着，而是像被抽空了一样软塌塌地趴在我肩上，呼吸又急又浅，小胸脯剧烈起伏。我试着叫醒他，他勉强睁了一下眼睛，眼珠子往上翻了一下，又闭上了。
那一瞬间，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我突然想起之前看过的一篇科普文章，里面反复强调了一句话：“孩子高烧期间，精神状态比体温数字更重要。”
我腾地站起来，冲到分诊台前，几乎是吼出来的：“护士，我的孩子意识模糊了，他叫不醒了，求求你现在就帮他看一下！”
这一次，护士终于放下了手里的笔。
她走过来看了一眼豆豆，脸色立刻变了，转身冲进诊室喊了医生。不到一分钟，医生推门出来，简单评估后只说了一句：“高热惊厥风险高，马上处理。”
接下来的事情像开了倍速一样——护士带我们去处置室，医生开检查单，指尖采血，静脉通路建立，退烧药加量给药，物理降温同时进行。豆豆被放在监护床上，心电监护的电极片贴在他小小的胸口上，屏幕上跳动着数字和波形，像一条看不见的绳索，把我的心勒得死死的。
值班医生三十出头，戴着一副银框眼镜，说话干脆利落。他看完血常规报告，眉头皱了一下，转身对我说：“白细胞和C反应蛋白都很高，细菌感染指标明显。孩子高烧三天不退，精神状态差，我的建议是住院治疗。”
住院。
我脑子嗡了一下。豆豆从出生到现在，连输液都没输过，现在要住院？
“不住院行不行？我们每天来输液——”
“我不建议这样做。”医生的语气没有商量余地，“孩子目前的情况，随时可能再次出现高热，而且感染指标这么高，需要静脉用药至少三天。你带他回家，万一夜里烧到40度，出现惊厥或者更严重的情况，你在家能处理吗？”
我张了张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办住院手续的时候，老公终于回电话了。我尽量平静地把情况说了一遍，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传来一句让我永生难忘的话：
“不就是发个烧吗，至于住院？你以前不是学护理的吗，这点事都处理不了？”
我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愤怒到极致。但我没有吵架，因为我的孩子还躺在急诊室里，等着我去住院部办手续。我只是说了一句“你过来再说”，然后挂了电话。
儿科病房在住院部六楼，走廊里的灯管白得刺眼。护士站的小姐姐看到我抱着孩子进来，立刻迎上来帮忙，一边安排床位一边问情况，语气比急诊室的护士温柔很多。
“家长别太紧张，孩子住进来就安全了，我们随时监测着，有事随时按铃。”
这句话像一颗定心丸，让我一直紧绷的神经稍微松了一点，但也只是一点。因为豆豆被安置在病床上之后，又开始烧起来了，39.2℃，额头烫得像刚从烤箱里拿出来的面包。
值班医生很快过来查房，看完急诊的检查结果，又问了几个关键问题：什么时候开始烧的？最高多少度？退烧药吃了几次？咳嗽吗？呕吐过吗？拉肚子吗？出过疹子吗？
我一一回答，尽力回忆每一个细节。医生说先做血培养和呼吸道病原体检测，同时经验性使用抗生素，等培养结果出来再调整方案。
“家长，我要跟你说清楚，孩子目前诊断是‘脓毒症待查’，也就是细菌入血的可能性存在。如果血培养阳性，那就是菌血症，需要足疗程的抗生素治疗。这个过程中，体温可能会有反复，退烧药只是对症，真正的治疗是靠抗生素消灭病原体。你明白了？”
我点头，但其实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记住了两个词：脓毒症，菌血症。
豆豆已经烧得迷迷糊糊了，扎留置针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力气哭，只是皱着眉头哼了一声，小手动了一下就又软下去了。我握着他另一只小手，手心全是汗，分不清是他的还是我的。
凌晨四点，豆豆的体温终于降到了38.1℃。我趴在床边眯了一会儿，突然被一阵响动惊醒，抬头一看，豆豆在床上扭动，嘴巴里发出含混的声音，眼睛半睁着，眼球往上翻。
我的心猛地一沉，伸手一摸他的额头——又烫了，39.5℃。
按铃，护士跑步过来，测体温，检查瞳孔反射，问了我几句情况。医生说先给退烧药，同时做个床旁心电图排除心肌损伤的可能。
整个晚上，体温就在38.5到39.5之间来回拉锯。退烧药下去，出一身大汗，降到38度出头，过两个小时又烧回去，像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拔河比赛。
我一遍一遍地用温水给他擦身体，一遍一遍地换汗湿的衣服，一遍一遍地量体温、记录、报告给护士。
凌晨六点多，老公终于来了。
他推开病房门的时候，手里还拎着一个公文包，西装革履，像是刚从公司过来。他看了一眼床上的豆豆，又看了一眼我，第一句话不是“孩子怎么样了”，而是“你跟公司请假了没有”。
我没理他，继续给豆豆擦手心。
他又说：“医生是不是过度治疗了？我查了百度，儿童高烧一般三天就好了，这才刚三天——”
“你查了百度？”我抬起头看着他，声音不大，但我自己都能感觉到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冷，“你在百度上查完，是不是还要跟我说多喝热水就行？”
他被我噎了一下，脸上挂不住了：“我就是说说，你至于吗？我这不是赶过来了——”
“赶过来了？”我站起来，盯着他的眼睛，“孩子烧到39.6度的时候，我在开车来医院，你在哪里？孩子扎针抽血哭都哭不出来的时候，我在签各种知情同意书，你在哪里？医生跟我说可能脓毒症的时候，我差点站不住，你在哪里？”
走廊里有人探头看，护士走过来轻声说“家属请小声一点”。我深吸一口气，坐回床边，不想再看他一眼。
老公站在原地愣了几秒，然后转身出了病房。
我听见他在走廊里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还是飘进来几个词：“小题大做……就是要钱……现在的医院……”
我闭上眼睛，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这段婚姻可能真的到头了。在孩子生死攸关的时候，那个本该是我依靠的人，却在质疑医生、质疑我、质疑一切，唯独不去看一眼他儿子苍白的脸和干裂的嘴唇。
早上八点，主任医师带队查房。
一群人涌进病房的时候，豆豆正好又烧起来了，39.3℃。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医生，花白头发，说话不紧不慢但每句都很有分量。她翻了病历，看了化验单，又仔细检查了豆豆的咽部、淋巴结、心肺，然后转过头来问我一些细节。
“家里有人生病吗？”
“他爸爸前几天感冒了，没隔离。”
主任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一笔，然后对身边的住院医生说：“病原体检测加做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同时复查血常规和炎症指标，关注降钙素原。”
然后又对我说：“家长，孩子目前考虑混合感染的可能性大，细菌合并病毒。这种情况退烧确实会慢一些，你要有心理准备。但是只要你配合治疗，严密监护，大多数孩子预后是好的。”
大多数孩子。
这四个字像一把钝刀，在我心上来回锯。我不敢问那“少数孩子”会怎样，我怕那个答案会让我当场崩溃。
上午十点，豆豆突然剧烈呕吐了一次，把早上喝的奶全吐了出来，紧接着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咳得脸都紫了，喉咙里发出一种我说不上来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疯了一样按铃，护士跑过来一看，立刻按了急救铃。
病房里一下子涌进来好几个人，医生拿着听诊器听肺部，护士调高氧流量，有人推来了吸痰器。我被人推到一边，站在墙角，看着四五个医护人员围着我四岁的儿子，我的手在发抖，腿在发软，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求求你们，救救他。
医生判断是痰液堵塞气道导致的呼吸困难，吸痰之后，豆豆的呼吸很快平稳了，但那一幕已经刻在了我的脑子里，怎么都抹不掉。
查房的主任又被叫来了，她看完情况，表情比早上严肃了很多：“肺部听诊有湿啰音，考虑肺炎，建议做胸部CT明确诊断。”
CT室在门诊楼一楼，我要推着病床、举着输液瓶、带着氧气袋过去。老公这时候不知道去了哪里，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我一个人推着床，在迷宫一样的医院走廊里来来回回地找路。
CT检查需要豆豆保持不动，但他才四岁，又烧得迷迷糊糊，根本配合不了。技师说要么用镇静药，要么就按住了硬拍。我不敢让他再用镇静药，就跟技师说按着拍。
我穿上铅衣，一手按住豆豆的头，一手按住他的身子，听着CT机嗡嗡地转。豆豆哭着喊妈妈，声音闷在机器里，像隔了一层水。
我咬着嘴唇，眼泪掉在他脸上。
“宝贝乖，不动啊，很快就好了，妈妈在这里，妈妈不走。”
CT结果出来，右肺中叶感染，肺炎诊断明确。
主任看完片子，调整了治疗方案，升级了抗生素，加了雾化吸入，还加了一个化痰的药。她跟我说，如果接下来48小时体温没有好转趋势，就要考虑支气管镜检查加肺泡灌洗。
我没问那是什么，因为光是听到“支气管镜”三个字，我就已经受不了了。
下午三点，豆豆的体温降到了37.8℃，这是他发烧以来最低的一次。我摸着他终于不那么烫的额头，心里升起一丝希望，但又不敢太乐观，因为我知道，晚上才是真正考验的时候。
果然，晚上八点，体温又回到了39.2℃。
但这一次，我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豆豆虽然还在烧，但他的精神状态比昨天好了一些，我叫他，他能很快回应，眼珠子也灵活了，甚至还会指着手机说“妈妈，我要看小猪佩奇”。
我赶紧把护士叫来看，护士笑着摸了摸豆豆的头：“精神头好起来了，这是好事。小孩子生病，烧不烧的不说，精神最重要。他能有心思看动画片，说明情况在好转。”
我的心终于稍微放下了一点。
晚上九点多，老公终于出现了，手里拎着一袋水果，脸色不太好。他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豆豆，突然说了一句：“我今天在网上查了，这个医院儿科评分不高，要不我们转院吧？”
我看了他一眼，突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上的累，而是从骨子里往外渗的那种疲惫。
“你转吧，我不转。”
“你怎么这么固执？我查了好几家医院，儿研所、儿童医院都比这里强——”
“那你去挂号啊。”我平静地看着他，“你挂上了，我立刻转。你去挂一个儿研所的急诊号，现在，今晚。”
他张了张嘴，不说话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些顶级的儿童医院，急诊号比春运火车票还难挂，排队十几个小时是常事。一个连孩子发烧39.6度都能说出“至于吗”的人，现在跟我说要转院，不过是想证明“我在想办法”，而不是真的想解决问题。
夜里十一点，豆豆吃了退烧药之后，出了一身透汗，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我和护士一起给他换了干净的衣服和床单，他窝在我怀里，小声说了一句：“妈妈，我想喝奶奶。”
这是三天来他第一次主动要吃东西。
我去护士站热了半杯牛奶，用针管一点一点地喂给他，他喝了大概四十毫升，然后心满意足地舔了舔嘴唇，闭上了眼睛。
这一次，他不是昏睡过去，而是安安静静地睡着了。
呼吸平稳，小脸不红了，额头也不烫了。
我量了一下体温，37.6℃。
凌晨十二点，病房里安静下来，走廊的灯调成了夜间模式，只留了几盏。值班护士推着小车进来量了一次体温，37.4℃，她在记录本上写了几笔，走之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别守了，眯一会儿吧，你倒下了孩子怎么办。”
我靠在床边，看着豆豆熟睡的小脸，忽然想起他两岁时第一次叫妈妈的场景，想起他第一次走路跌跌撞撞扑进我怀里的样子，想起他说的每一句“妈妈我最喜欢你了”。
眼泪又掉了下来，但这一次，是因为劫后余生的庆幸。
手机震了一下，是老公发来的微信：“公司明天有个重要的会，我早上得回去，你一个人行不行？”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十秒钟，打了两个字：“离婚。”
然后关机，把手机扣在床头柜上，握着豆豆温热的小手，闭上眼睛。
这是我三天来第一次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