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司（Walter Fuchs，左）与艾锷风（Gustav Ecke）在北京，1939年。
平时与高山杉先生闲聊，曾提及为东方学家作传事，他希望把那些动人的故事陆续写出来。此前，他已写过厉鼎煃、石滨纯太郎等学者，追魂摄魄的笔力让人神往。闲聊中，也曾提及我们共同感兴趣的德国汉学家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1847-1901）及福克司（Walter Fuchs，1902-1979）。两位学者对满语文都有浓厚兴趣，且颇多发明。也是最近才注意到，在穆麟德去世后的第二年，福克司就降生了，让人一下就想起韩愈赠贾岛的诗。
福克司是德国著名汉学家，专长在清代早期历史，尤留意满族与蒙古历史、满文文献、中国地图史等。他从小受父亲影响，对中国及东亚的民族、地理产生兴趣。1925年在柏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不久，就来到中国。起初，先是在奉天医科专门学校（辽宁医科大学前身）任德语、拉丁语讲师。他非常喜欢在中国游历，刚到沈阳时，曾利用假期参观远近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他甚至还被吸引到火车无法到达的其它有趣的地方，也喜欢上了徒步和登山，甚至到过朝鲜边境的白头山。随后的几年时间中，他访问了北京，又游历了中国北部、中部及西南部的多个省。福克司在中国游历过程中生发的趣味，在后来出版的研究著作中有不少表达。至于游历与研究的微妙关系，福克司与日本学者稻叶君山的观点估计有点相似，游历可增益研究乐味与勇气（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序）。
三十年代末，福克司受辅仁大学之邀，为研究、编辑耶稣会的地图册（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从沈阳移居北京。1940年，担任中德学会德方会长。1946年，与芮玛丽（Mary Wright，1917-1970）等发起成立清史研究会。“二战”结束后，美国敦促中国政府将德国官员、纳粹党员等人遣送回德国。福克司也因其纳粹党员的身份，被列入遣送名单。期间，芮玛丽及其丈夫芮沃寿（Arthur F. Wright，1913-1976）曾伸出援手，福克司才得到燕京大学名誉教授的职位，藏书也随之转到燕大。迫于美国官方的压力，次年，中国又公布了新的遣送名单。蒙高山杉先生惠赐1947年8月10日《北平日报》，在《去兮纳粹党徒：北平应遣德侨名单公布》一文（周运先生发现并拍摄照片）所列名单中，福克司名列第十二位（报纸将福克司中文名误作“渥泰尔”）。
由于美国官方不断施压，在这份新的遣送名单公布后，福克司应随即被遣返德国。据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称，福克司可能被误认为是在德国外交部任职的另外一位瓦尔特·福克斯（Walter Fuchs,1888-?），被扣上国民政府间谍或内奸的帽子。因遭遣返，福克司不得不将所有藏书及财产留在燕京大学（此据傅吾康回忆录《为中国着迷》，一说当时福克司将藏书卖给了燕京大学并留有档案。不久前，笔者曾赴北京大学档案馆查检有关福克司的材料，一无所获），他就一个人带着行李箱上了遣返船，回了德国。返德后，他虽然也拿到了教职，但因为各种因素影响，他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学界及时、应有的认可，连续遭受冷遇。此后，他先是在慕尼黑大学任教，后来又先后担任柏林大学与科隆大学的汉学讲座教授（以上对福克司生平的勾勒，主要参考傅吾康Walter Fuchs in memoriam一文及其自传）。他留下来的著作主要有《清代耕织图珍本考》（Rare Ch'ing Editions of the Keng-chih-t'u）《广舆图版本考》（The "Mongol Atlas" of China: by Chu Ssu-pen and the Kuang-Yü-T'u）以及《十八世纪乾隆南巡图》（Die Bilderalben für die Südreisen des Kaisers Kienlung im 18）等（参见Martin Gimm. “Verzeichnis der Schriften von Prof. Dr. Walter Fuchs. ”Oriens Extremus19,1972: 1-7）。
此前，我对福克司藏书的去向一无所知，在与几位先生闲聊中，才知道他的藏书就在北大。谁能想到，福克司的这批藏书有些竟也流到了拍卖市场，高山杉先生就曾买到过两本。从那以后，我稍一得闲就去图书馆调阅这批藏书，盼能一一过眼，以了解福克司的学思历程，同时也涵养对古代东方语言文字的兴趣。
经查考，福克司的西文藏书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古书集中在北京大学古籍馆，主要是汉文、满文、蒙文古书。我先去古籍部看的那批古书，其中时常可以看到中文、德文、日文、满文、西夏文等铅笔批注，也常看到书中钤有“雨读斋藏”（阳文长印）“福克司章”（阴文长印）“福克司（阴文）/fuks（阳文）”（满、汉文方印）“福克司印”（阳文圆印）等藏印。
在调阅福克司藏书的过程中，时常就书的版本、印章、批注、流传与古籍馆杨芬老师聊。早先听杨老师转述北京大学古籍部馆员丁世良先生的话，说之前北大有一部分未编古籍存于红二、三楼及俄文楼楼顶，后迁入新馆。当时馆内会议室外厅堆放的就是福克司的藏书，有两万册左右（另见杨芬《北京大学图书馆未编古籍整理历程》，《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7年第三期，43页）。这与傅吾康在《回忆福克司》（148页）中说的“大概一万册”不符。
在北大古籍馆“秘籍琳琅”中检出来的九十四件福克司藏书中（此九十四件仅为北大古籍馆新编目录所著录，此前所编旧目均未著录藏印等项），仅就我经眼的书来看，大部分是清代的档案、家谱、笔记、舆图，有关满文的古书差不多占了一半，这与福克司专意研究清朝早期历史合符，由此也能窥见他藏书的基本倾向及研究兴趣。其中，还有几件清代的劝善书，有的还是孤本，弥足珍贵。
在调阅福克司藏书的过程中，曾遇到一册《文昌帝君阴骘文》（典藏号：SB/182/0601），一函一册，满、汉文，后附有《戒淫文》《徵事》，末附施印姓氏一纸。书衣有福克司铅笔字迹，“1787 1）文昌帝君阴骘文1-4 2）戒淫文1-3 3）徵事1-3”。另有两处德文批注，不能识。那天偶然借出这本小册子，匆翻过一遍，看到阴骘文、戒淫文、施印姓氏及印数，突然联想及《红楼梦》里写的两段故事。这两处由书籍史勾连起来的问题，看似无关紧要，实际比较关键，这会连带影响到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写作取材乃至主题倾向的理解。也就不避繁冗，再拿出来重新讨论。
福克司旧藏《文昌帝君阴骘文》首半叶、末半叶
小说第十回写贾敬过寿的前几天，尤氏问贾珍该如何操办太爷贾敬的寿日。贾珍说，刚去给贾敬请了安，原想请他来家受大家的礼，没想到惹来一番数落，后日再不敢去了，且转述了贾敬的话：
我是清净惯了的，我不愿意往你们那是非场中去闹去。你们必定说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众人些头，莫过你把我从前注的《阴骘文》给我令人好好的写出来刻了，比叫我无故受众人的头还强百倍呢。（《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45页）
还有，小说第十一回，写贾蓉回尤氏的话，说他刚去给贾敬送过吃食，且回贾敬说父亲贾珍在家伺候老爷们，遵贾敬的话不敢过来。贾敬听了很满意，叫贾蓉回去转告父母，好生伺候太爷太太们。贾蓉也转述了贾敬的话：“还说那《阴骘文》，叫急急的刻出来，印一万张散人。”（《红楼梦》，152页）
小说这两回写到的《阴骘文》，是劝人行善的道书，相传是文昌帝君所作，明以后民间传播较广，常与《太上感应篇》《戒淫文》等并行刊印流通。往常读小说这两段文字，大概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对作者当时究竟如何写这段也捉摸不定。此前，已有研究者接触到了一些材料，如清初傅山所写《文昌帝君阴骘文》木刻大屏，并以此揣想过曹雪芹当时能接触到的材料及创作路径。大概是找不到可以精准复原当时环境的材料支点，对这两段文字的理解仍在摇晃。乾隆年间《阴骘文》在民间尤其在旗人圈子的传播及影响，此前虽有讨论，因这类材料传世不多，且目前大都散在各收藏单位，难以统观。对作者何以写贾敬嘱贾珍父子刻印《阴骘文》尚不清楚，对贾敬说的“印一万张散人”更谈不上有什么具体的认识了。
有趣的是，福克司所藏《文昌帝君阴骘文》成了帮助理解《红楼梦》这段故事取材的一个绝佳注脚。这册《文昌帝君阴骘文》，书后附有刊梓施印姓氏及续印施行姓氏（从左至右）：
嚣嚣斋剏梓施印姓氏 （共施印壹千本）
辉发：佛成（文杰） 奉天：二达色（衷孚）
襄平：伊尔登额（汉昭） 蒙古：永起（培风）
续印施行姓氏
汉军：伊丰阿（席珍 壹百本） 长白：图善（原性 伍百本）
玉田：黄得镇（壹百本） 丰润：黄昌（伍拾本）
大兴：张仁（伍拾本） 奉天：沈铠（函光 叁百本）
驻防河南省满洲正白旗瓜勒嘉氏 拉灵阿（号提喜 伍拾本）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六日正白旗满洲郎中图善敬印
书后附的这半叶纸，涉及施印姓氏、人物身份、册数及刷印时间，为考察乾隆年间《文昌帝君阴骘文》在民间尤其是旗人圈子的流通状况及施印人提供了直接参考。由以上记录，我们知道，这册满汉双璧的《文昌帝君阴骘文》，最初由佛成、二达色、伊尔登额、永起私人共施印一千本，伊丰阿、图善等人少者印五十本，多者印五百本，总又续印一千七百五十本，加上最初印的，总共刷印两千七百五十本。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初六日，由正白旗满洲郎中图善刷印。清代为《阴骘文》作注者多，流传下来的满文译写件却不多见。有这个册子及刷印数量的参照，小说中写贾敬两次提及要刻印以前自己注的《阴骘文》及以一人之力刻印“一万张”，可以看到小说创作的社会思想背景及小说中贾家的社会地位及财力。
《文昌帝君阴骘文》除了给《红楼梦》第十、十一两回贾敬的话做了有趣的注脚外，后面附刻的《戒淫文》，也启发我们重新考虑《红楼梦》中“意淫”的可能取材来源及创作思路。小说第五回写警幻仙姑说宝玉是“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把宝玉吓了一跳，警幻接着给宝玉解释说：
非也。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笑，万目睚眦。（87页）
警幻所训，淫分二端，一则好色，一则知情。警幻推宝玉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是从痴情一端说的，与世道中的“皮肤滥淫”有别。“意淫”，小说中仅此一见。关于“意淫”的出处及阐释，研究者很早就在讨论，但异说纷出，终无定论。此前，许卫和及王三庆撰文指出，“意淫”二字应出古代医典，并对先前评家以“意淫”为雪芹首创等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小说里的“意淫”出自《黄帝内经·素问》“痿论篇”：
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综筋迟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
他们认为，曹雪芹淹通医书，就把医书里的“意淫”二字挪用至小说中，拧转褒贬，另立新意。“意淫”虽然在古书中早已成词，但“意淫”有警幻所说“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的义项，的确是从《红楼梦》才开始的。
追寻“意淫”的可能出处，留意作者当时所处环境及可能接触到的材料是影响阐释的关键因素。此前，我曾在道书中找到“意淫”的另一出处。现在看到福克司旧藏《文昌帝君阴骘文》后附刻的《戒淫文》，在思考《红楼梦》创作取材时，使我更加相信，雪芹写警幻训诫宝玉一节的创作启发，更有可能直接受当时民间广泛流通的劝善书影响。
吕岩（洞宾）也有一篇《戒淫文》，开篇即说“人性惟淫，难戒。人罪惟淫，最重”，而后一一列数世间“淫孽”：
见好妇女适时注念，刻刻存思，废饮食而形梦寐，谓之想淫；见好妇女言语轻挑，口角逗引，恣谐谑以动心情，谓之语淫；见好妇女有心凝视，着意偷觇，眼目射而神魂飞，谓之视淫；见好妇女假托殷勤，诈为周匝，饰礼节而图媚悦，谓之意淫。
接下来，作者即对此表明了态度：“若此之类，虽袵度不交，形骸未接，而淫心已荡，淫恶已彰，止恨无便可入，无隙可乘耳。阴律已著之，岂得谓无罪哉？！”在吕岩看来，无论想淫、语淫、视淫，还是意淫，其核心仍在“淫”而不在其它，“想”、“语”、“视”等都是“淫”的不同表现。“意淫”只是其中一种较为高级的罪恶（“饰礼节”）。
吕岩《戒淫文》
以吕岩《戒淫文》对读警幻以意淫训诫宝玉那段文字，对雪芹写这段故事，或能催生更为妥帖的理解。《戒淫文》开篇所述，即警幻所批评的“世之好淫者”，具体表现则是“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等“皮肤滥淫之蠢物”。警幻的话再明了不过，因宝玉“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与“皮肤淫滥”者不相类，才推其为“意淫”。在警幻那里，已单独把“意淫”从《戒淫文》所陈世间淫孽（想淫、语淫、视淫、意淫）的队伍里拎出来，赋予它“天生痴情”的新意。按警幻所讲，“意淫”（天生痴情）仅存于闺阁之中，世道中并不能理解。脂批谓“意淫”二字新雅，“宝玉一生心性，只不过是体贴二字”。后来的评点家、研究者对此也叹其绝妙，如王希廉称“二字甚新”，洪秋蕃说“创千古经传稗史未有之奇”。
胡文彬先生讲，以警幻之言，“意淫”二字的核心不在于“淫”而在于“意”。前文已及，恰与小说相反，《戒淫文》中“意淫”的核心在“淫”而不在其它。雪芹拧转其世俗意，转入闺阁中，极写宝玉的天生痴情。而且，从第五回“意淫”出发，这种写人情的悲悯关怀就贯穿了全书。我觉得这是鲁迅推《红楼梦》为“人情小说”的一个总支点。之前，我在北大图书馆古籍部集中翻阅与红学相关的古书时，曾读到清人蕴和的一部《绿棠吟馆诗钞》（典藏号：Y/5531/2/4126），见卷一末有《题红楼梦传奇四首》，读至其三末句“无限钟情无限恨，请将怨慕一齐删”，曾引起我极大的共鸣。若从小说中流露的悲悯关怀看，这十四个字正是雪芹传神文笔的精准写照：以上帝视角巨细靡遗地曲尽人情，最后又不得不让故事中的人物割舍掉一切的所愿而不得（怨慕），终生抱恨。
虽然《文昌帝君阴骘文》后面附刻的《戒淫文》是冠名文昌帝君的另外一篇文章，我们仍不能否认，同样是道书的吕岩《戒淫文》也曾这样在民间广为流通。事实上，我们还发现有《戒淫文辑证》这样辑录古今事证，阐释《戒淫文》的书。这样看来，“意淫”二字从《戒淫文》拈到小说里，要比取材于《黄帝内经》来得更直接、妥帖。门外山川、堂前花鸟，都是作者小说创作的取材来源，像《文昌帝君阴骘文》及《戒淫文》等民间劝善书，现在我们既然可以看到有当时民间流传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实物，且有不少的印量。想来，当时这些广为流通的劝善书，曹雪芹是不难接触到的，以其新奇之想辗转写入小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从《红楼梦》里钻出来，再回到福克司。由于所见材料有限，我们并不清楚1947年的福克司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才辗转回到德国。傅吾康在那篇回忆福克司的长文里，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他只带了为数不多的手提行李，被‘押’上了船，遣返回德国。……哪怕失去其他所有东西，他都能认命；但是，失去藏书，却是他根本无法接受的事情。……从此，他再也没找回以前曾有的活力及创造力。”（“So wurde er mit wenigem Handgepäck auf das Repatriierungsschiff gebracht und nach Deutschland befördert……Der Verlust von Haus und aller Habe war ein schwerer Schlag für ihn. Mit allem anderen konnte er sich abfinden, jedoch nicht mit dem Verlust seiner Bücher.……Er hat niemals mehr seine frühere Aktivität und Schaffenskraft wiedererlangt.”）
知道这些细节后，再去调阅那些书，我才稍稍有些感觉。据傅吾康回忆，福克司在中国时有位叫廖伟予的福建女友，1946年曾为福克司产下一子，如果健在，现在也已经七十四岁了。后来才知道，福克司从那以后可能就再没到过中国大陆。最后，在胡适年谱中还看到了福克司的影子。1960年1月27日，蒋复璁、林秋生陪同柏林大学教授福克司和他的助教马丁·吉姆（Martin Gimm）访问了胡适（胡颂平《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3166页）。这可能是福克司生命中最后一次在地理空间上踏进中文世界。
遣返名单中的福克司、石滨纯太郎论文集及其中签赠福克司的《殿版蒙文大藏经考》
那天我去北大图书馆特藏部调阅福克司的藏书，不知怎么就检出来一册名为“西夏语译大藏经考”的书（索书号：B941/5/J），作者著录为“石浜纯太郎”。此前我曾在检索系统中专门检过“石滨纯太郎”，一无所获，没想到在寻找福克司时，竟意外找到了关于石滨的材料。拿到书后，发现书脊上有“石滨纯大郎”五个烫金字，不只是《西夏语译大藏经考》那篇论文。来回翻看才知道，这是1930年前后石滨寄给福克司的论文抽印本，共十篇。福克司请北堂印书馆把它们装订成了一册，目次如下：
01《西夏语译大藏经考》（《龙谷大学论丛》别刷，1929）
02《番汉合时掌中珠》（附图版五）
03《殿版蒙文大藏经考》（《大谷学报》第十一卷第三号 拔刷，1931。封面右上角有石滨纯太郎钢笔字迹：Herr Dr. W. Fuchs,ergebenst überreicht vom Verfasser. J. Ishihama Juntarō.，意为：(To) Mr. Dr. W. Wuchs, most sincerely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J. Ishihama Juntarō.
04《西域出土の西藏本》（《大谷学报》第十二卷一号 拔刷，1931）
05《金字蒙文藏经金光明经の断简に就て》（《支那学》第四卷第三号抽印）
06《满洲语译大藏经考》（《书物の趣味》第一册别刷，1927。封面及内容中有德文铅笔批注）
07《满洲语译大藏经考（续）》（《书物の趣味》昭和六年，1927。封面及内容有中文、德文批注）
08《满洲语译大藏经考（续）》（1931）
09《京都帝国大学所藏蒙文丹殊尔记》（《桑原博士还历记念 东洋史论丛》拔刷，1931）
10《无量寿宗要经考补》（《东洋学报》第拾六卷第贰号 拔刷）
我惊讶于福克司与石滨纯太郎也有这样密切的学术交流。前些天，看到日本学者高田时雄先生撰文介绍在日本大阪大学图书馆“石滨文库”中发现的王国维致罗振玉信札，由此联想及“石滨文库”一定也有福克司的材料，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刊布，以完整展现两位学者的学术情谊。这也让我想起，以前西夏学领域中日俄三国学者的合作交流。上世纪三十年代，集合中日俄三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北平图书馆月刊》西夏文专号出版时，曾刊布过一则启事，使人动容：“夫世运纷乘，靡有既极，所愿天下万国，亦能如区区斯册之聚中、日、俄三国人士于一堂，而雍容揖让，讨论讲习。藉合作之精神，化干戈为玉帛，则人文化成，世界大同，其可冀乎！”（《北平图书馆月刊》第四卷第三号，1932年1月）
夹在石滨论文集中的贺年卡（复制件）
那天下午我匆匆翻阅石滨纯太郎这册论文集时，发现里面还夹了一张卡片，上面印着“谨贺新年”四个仿宋字，是1933年石滨纯太郎写给福克司的贺年卡。我把这张贺年卡捏在手里，心里好一阵难过。如果福克司尚有感知，真希望他曾在中国遭遇的所有不快，能因为现在仍有人重新读他的藏书、在文字里与他感同身受，稍稍减去一些。
附记：本文撰写过程中，曾得到高山杉、栾伟平两位先生帮助，蒙贾长宝先生纠正拙文几处译文讹误，谨致谢忱！
何人所编 选何诗文 因何而选
关于《昭明文选》的历代争论
演讲人：吴中胜 演讲地点：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演讲时间：2024年4月
古代称选诗文的工作为“操选政”。南朝的萧统是中国历史上“操选政”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其编选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隋唐之后读书人必备之案头书。唐代以后形成一种专门之学——“文选学”。在少数几个因为一本书或一个作家而形成的专门之学里面，“文选学”是影响较大的，且名播海内外。同时，《文选》也引发了一系列话题，诸如何人选、选什么、因何选、《文选》理与《文选》范式等，本次讲座我们结合前人研究，为大家作一简要梳理。
吴中胜 赣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全国优秀教师、江西省百千万工程人选、江西省“双千计划”人选，担任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等。
一人之选，还是多人之选？
后世对《文选》讨论的话题很多，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文选》的实际编选者是谁？
后世称为“昭明太子”的萧统在《文选序》中解释说：
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
根据萧统的说法，他监国抚军期间日多闲暇，于是历览世代文辞，游心忘倦。如果此段话属实，《文选》无疑是萧统亲力亲为完成的。但是，后人考虑到历史上类似书籍的编撰惯例、萧统当时的身份地位以及《文选》涉及面非常广等因素，推定《文选》非一人所编。如明代李焕章在《昭明文选序》中说：
富贵人多集众为书，而自署其姓名，如吕不韦聚当世名士著《八览》，号《吕览》；曹瞒诗皆陈琳、王粲、应璩、应玚、刘桢、杨修、阮瑀之徒所作。在吕不韦、曹瞒，所谓利以诱之，势而夺之；在其诸幕下者，所谓谄以奉之，媚以献之。呜呼，尚可以言文事哉！从来权臣柄国，多盗文名，人亦多夸其手笔。若唐之李德裕，宋之寇准，明之张居正，谓其所自著与贫贱寒士不同，乃皆其贫贱寒士为之，德裕、寇准、居正窃为己有耳。至于昭明，而尤有所惑也。昭明好读书，观其所属《陶渊明诗序》，亶亶动人，似不同于吕不韦、曹瞒，亦非德裕、寇准、居正之可比及。阅杨升痷《新语》，昭明当日合十人刘孝威、庾肩吾、徐昉、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悦、徐陵、王囿、孔烁、鲍至，谓之“高斋十学士”，居文选楼，共操选政。唐六臣注之，诸家鉴之定之。或谓昭明心力、目力、手力所成，讵知坐而享其名，与诸富贵人无异也？
《昭明文选》 资料图片
李焕章的结论是推论而成——古之他人如此编书，昭明太子自然也是如此完成《文选》。但是这样的推论，是有问题的。昭明太子跟吕不韦、曹操等掌权者“利以诱之，势而夺之”有明显差别，萧统从小受过严格的文化传统教育：“太子生而聪叡，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又：“太子美姿貌，善举止。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又：“太子亦崇信三宝，遍览众经……招引名僧，谈论不绝。”（《梁书·昭明太子传》）从史料来看，萧统对传统文献非常熟悉，从其能够快速赋诗的表现来看，萧统对当时流行的诗赋也比较熟悉，对当时大量东传的佛经也有较多了解。无论从个人的能力还是兴趣角度来看，萧统是《文选》编选全过程的主持者和决策者，这个判断应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昭明太子喜欢招贤纳士，他身边也的确有许多才学之士。史载，昭明太子“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梁书·昭明太子传》）。经常跟昭明太子商榷古今、谈诗论文的主要有刘孝绰、徐勉、周舍、陆襄、明山宾、朱异等人。又据《南史·王锡传》载：“再迁太子洗马，时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锡与秘书郎张缵，使入宫，不限日数，与太子游狎，情兼师友；又陆倕、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为学士，十人尽一时之选。”这些人常与昭明太子游玩，情同师友，应该也参与了《文选》的编选工作。同时期活动的文学理论家刘勰也应协助过《文选》的编选工作，因为他曾“兼东宫通事舍人”，而且萧统“深爱接之”（《梁书·刘勰传》）。《文心雕龙》和《文选》的文章观念有许多相通之处，也是这方面的有力佐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先生认为，《文选》“最有可能的主编者是刘孝绰和王筠，尤以刘孝绰为最”（《〈文选〉学丛稿》）。其主要文献依据是《文镜秘府论》和《梁书》：“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玡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梁书·刘孝绰传》）刘跃进先生依据的文献距离《文选》成书年代较近，更为可靠。日本学者清水凯夫认为，《文选》系刘孝绰独立编撰。此说比“萧统独立编选”说，面临更多需要解释的问题，因此目前大部分学者并不同意此说。
关于《文选》的编撰时间，据刘跃进先生考证推论：“正当是在刘孝绰重回东宫任太子仆的时期，亦即大通元年至大通二年间（527—528年）。”（《〈文选〉学丛稿》）此说比较稳妥，学界尚无疑议。
从目前“文选学”研究成果来看，昭明太子萧统是《文选》选文范围、选文标准的制定者，是编选全过程的主持者，是文章选目和书稿的最后定稿者。其他几个参与者推测为编选过程中的书目提供者、参与商议者和抄录者。
何以选，何以不选？
《文选》30卷，收录从先秦到南朝齐梁年间的诗文764首（篇），分37种文体：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其中赋和诗占比最大。涉及面如此广泛，体量如此庞大，难免挂一漏万、百密一疏。有些作品为什么入选？有些作品为什么不入选？这也是文论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
清《晚笑堂画传》中的陶渊明像。资料图片
萧统根据什么标准来选文定篇呢？面对前代浩繁巨量又良莠不齐的作品，萧统要“略其芜秽，集其清英”，这是萧统选编《文选》的学术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有相应的选文标准。
萧统认为，四类书籍不在选取范围。一是圣贤之作，与日月同辉，不能“剪截”。二是诸子之作，“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故“略诸”。三是贤人、忠臣、谋夫、辩士之言辞，虽然是一时佳话，千古美谈，但因“繁博”“事异”而“不取”。四是史书，跟他所说的“篇翰”不同，故也不在择取之列。只有那些“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篇什”，才在选择范围。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个标准实际很难贯彻。正如宋代唐士耻《灵岩集》中所说：
载念辞华之作，由屈骚而下，浩若烟海，杂然并陈，遴择之功弗加，则黑白甘苦，混尔一区，孰取孰舍？虽皓首穷年，曷克殚究？后学来者，何所矜式。是用极耳目之广，尽权衡之公，拔其尤殊，成一编之书，凡三十卷，诏诸不朽，不可无述也。二气絪缊，太和保合，灵而人，秀而文，经纶乎事业，发挥乎天人，崇庳间陈，醇驳互见，未易一概言也。绩学种文之士，偿将淹今古而观之，则必有去取焉，有褒贬焉，有明而无厚也，有决而非同也。海纳川涵，盖所未暇。而采摘孔翠，拔擢犀象，吾亦于其善者而已。
前代著述“浩若烟海，杂然并陈”，但《文选》又必须有取舍，此“遴择之功”可谓难焉。正因如此，《文选》的某些取舍也招来了后世不少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苏武、李陵、陶渊明等人诗文以及《兰亭集序》等方面。
北宋文豪苏轼曾多次表达对《文选》的不满意：“梁萧统集《文选》，世以为工。以轼观之，拙于文而陋于识者，莫统若也。宋玉赋《高唐》《神女》，其初略陈梦之因，如子虚、亡是公等相与问答，皆赋矣。而统谓之叙，此与儿童之见何异？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之语。及陵与武书，词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文。而统不悟。刘子玄独知之。”（《答刘沔都曹书》，见《苏轼文集》）苏轼认为，萧统“拙于文而陋于识”，竟然谓宋玉《高唐》《神女》两篇赋为叙，所谓苏武、李陵的诗明明是伪诗却被收入《文选》。刘子玄即刘知几，其《史通·杂说》评论说：“《李陵集》中有《与苏武书》，辞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关于李陵诗，在刘知几之前，刘勰也有疑问：“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文心雕龙·明诗篇》）不过，刘勰对这些内容只是表示存疑，并没有彻底否定。苏轼则认为所谓的李陵、苏武诗是伪诗，不应入选《文选》。苏轼还批评《文选》说：“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引》，斯可见矣。如李陵、苏武五言，皆伪而不能去。观《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以知其余人忽遗甚多矣。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题文选》，见《苏轼文集》卷六七）萧统《陶渊明文集序》：“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苏轼是陶渊明的“粉丝”，称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不仅苏轼，宋代学人多推崇陶渊明，在他们看来，陶诗陶文完美无瑕，所以对萧统的“白璧微瑕”之论颇有意见。如宋代葛胜仲就说：“昭明太子指《闲情》一赋为白璧微瑕，且谓亡作可也。审尔，则诗人之变风、楚人之《离骚》皆可删矣。晋孝武末途沉湎酒色，何知非讽刺上耶？其序云：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皆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其后如陆机之《闲怀》、袁淑之《整情》，皆佳笔也。谢惠连亦尝作百许字，未就而卒，词人深以为恨。使渊明此赋果可无作，则《登徒》《长门》《高唐》《神女》等赋，统何为著之于《选》耶？”（《丹阳集》卷八）苏轼、葛胜仲是宋代学人推崇陶渊明的典型代表。
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卷（唐代冯承素摹）。资料图片
虽然与宋人的评价有差别，但是在《文选》成书的南朝时期，萧统其实是较早对陶渊明有同情之理解的，同时代大部分评论家对陶渊明诗文的评价并不高，如钟嵘《诗品》将陶诗列为中品，刘勰《文心雕龙》提到了此前大部分作家作品，却对陶渊明只字不提。这是南朝时期审美观念、价值观念的反映，这样的时代风气不是哪个批评家理论家个人所能扭转的，所以，我们对萧统也不应过于苛严。明代郭子章对此评论说：“昭明责备之意，望陶以圣贤，而东坡止以屈、宋望陶，屈犹可言，宋则非陶所愿学者。东坡一生不喜《文选》，故不喜昭明。”（《豫章诗话》卷一）这番话说得是比较中肯的。
王羲之《兰亭集序》被后世视为千古名文，但它也未入选《文选》。对此，历代学者尝试从各方面去找原因。从编著角度来说，有的学者认为萧统等人可能是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如宋代王观国认为，《兰亭集序》之所以未入选《文选》，是萧统“抡访未尽”，即没有看到。还有学者认为，萧统等人是不认可这篇文章的，如明代李焕章说：“《兰亭序》之不入《文选》，必其十人中有不善于右军。”（《明文选序》）从文章本身来说，有人认为《兰亭集序》本身存在瑕疵，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天朗气清”，这是秋天的天气，不能用来形容春天；二是“管弦丝竹”，有重复的语病。宋代王得臣认为：“王羲之《兰亭三日序》，世言昭明不以入《文选》者，以其‘天朗气清’。或曰，《楚辞》‘秋之为气也’‘天高而气清’，似非清明之时。然‘管弦丝竹’之病，语衍而复，为逸少之累矣。”（《麈史》卷中《论文》）围绕这两处，学者们多有辨析。宋代王观国说：“观国详《序》中语皆不悖理……前人雄丽之文，不在《选》者甚多，岂唯《兰亭》而已哉！若据或者之谓，则《易传》言‘润之以风雨’，不当以风雨为润矣。宋玉赋曰：‘岂能料天地之高哉！’不当谓地为高矣。《后汉》杨厚疏论‘耳目不明’，不当谓耳为明矣。或者之谓，不攻自破。”（《学林》卷八）王观国认为《兰亭集序》没有语病，所谓语病是“或者之谓”，是推想而已。理由是类似用法在前代文章中也有出现，并未被视为语病，独《兰序集序》如此表述却被视为语病？单就天气来说，春天也有“天朗气清”的日子，这是生活常识。宋代王楙就认为：“安可谓春间无‘天朗气清’之时？右军此笔，盖直述一时真率之会趣耳。修禊之际，适值天宇澄霁，神高气爽之时，右军亦不可得而隐，非如今人缀缉文词，强为春间华丽之语以图美观。然则其文之不入《选》，往往搜罗不及，非固遗之也。”（《野客丛书》卷一）宋代叶大庆也说：“自古以清明为三月节，则是时天气固清明矣。而《宣纪》神爵元年三月诏曰：‘天气清静，神鱼舞河。’然则所谓‘天朗气清’何足为病！”（《考古质疑》卷五）王楙、叶大庆等人的观点是，认定“天朗气清”只能是秋天天气，这是违背基本的生活常识的。关于“管弦丝竹”，宋代吴曾说：“予考《汉书·张禹传》云：‘后堂理丝竹筦弦。’乃知右军承《汉书》之误。”（《能改斋漫录》卷一〇）宋代王楙则曰：“但谓右军承《汉书》误，此说为谬耳，《汉书》之语岂误耶！”（《野客丛书》卷一）吴曾认为，《汉书》就有“丝竹筦弦”之语，要说语病也是《汉书》病在前。王楙则认为，既然《汉书》之说被认为没有语病，《兰亭集序》当然也不能说有语病。
编选一部诗文集，既体现编选者的审美观念，也呈现出时代风尚。如宋代孙复说：“《文选》者，多晋宋齐梁间文人靡薄之作。”（《孙明复小集》）明代许学夷：“梁《昭明文选》，自战国以至齐梁。凡骚、赋、诗、文靡不采录，唐宋以来，世相宗尚。而诗则多于汉人乐府失之，又子建、渊明选录者少，而士衡、灵运选录最多，终是六朝人意见。”（《诗源辩体》卷三十六）《文选》毕竟产生于六朝，它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宋代张戒评《文选》“所失虽多，所得不少”（《岁寒堂诗话》卷上）。明代田汝成也说：“《文选》一书，譬之园林也，怪石蟠松也，奇花异卉，以延赏适而已，楩楠豫章，非所植也。又譬则散乐焉，吴趋楚舞，擫管弹丝，以娱眺听而已，而一唱三叹，以雅以南，非所陈也。述作之旨，机轴存焉，执是而求，则群疑可释矣。”（《汉文选序》）《文选》毕竟保存了秦汉以来的众多文章，辑录之功至伟。我们既要认识到《文选》的不足，也不应以后人的眼光去苛求古人。
《文选》理与《文选》范式
后世学者在学习、阐释、传播《文选》的过程中，提出了不少有意思的问题，“《文选》理”就是其中之一。《文选》开创的选文范式为后世所效仿，同样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一）《文选》理
杜甫有诗曰：“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宗武生日》）杜甫所说的“《文选》理”，到底是什么呢？杜甫没有明确，后世论者各有立场、各有角度、各有分说。
明代朱弥鍗说：“道在六经，散寓群籍，乃务旁搜博览，深造而自得之。厥后始得梁昭明太子所选秦汉魏晋以来诸名公之文，玩其辞旨，揆之经，与道吻合无间。”（《跋重刊文选后》）在朱弥鍗看来，《文选》之理通六经之道。但是萧统曾明确表示，经书是不入选《文选》的，所以朱弥鍗的观点前提并不成立。
同样是对于“《文选》理”，清代郎梅谿和王士祯有三段对话：
问：萧《选》一书，唐人奉为鸿宝。杜诗云：“熟精《文选》理。”请问其“理”安在？
答：唐人尚《文选》学。李善注《文选》最善，其学本于曹宪，此其昉也。杜诗云云，亦是尔时风气。至韩退之出，则风气大变矣。苏子瞻极斥昭明，至以为“小儿强作解事”，亦风气递嬗使然。然《文选》学终不可废，而五言诗尤为正始，犹方圆之规矩也。“理”字似不必深求其解。（《诗问》卷一）
又同一问。
答：文之有选，自萧维摩始也。彼其括综百家，驰骋千载，弥纶天地，缠络万品，撮道艺之英华，搜群言之隐颐，义以汇举，事以群分。所谓“略其芜秽，掔其精英”，“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观其自序，思过半矣。少陵所云熟精其“理”者，亦约略之言。盖唐人犹有六朝余习，故以《文选》为论衡枕秘，举世咸尚此编，非必如宋人所云“理”也。（《诗问》卷二）
又同一问。
答：夫《文选》一书，数逾千祀，时更七朝。楚国词人，御兰芬于绝代；汉朝才子，综鞶帨于遥年。虚玄流正始之音，气质驰建安之体。长离北度，腾雅咏于圭阴；化马东骛，煽风流于江左。诚中叶之词林，前修之笔海也。然而声音之道，莫不有理，阐理敷词，成于意兴。严沧浪云：“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宋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善读者三复乃词，周知秘旨。目无全文，心无留义。体各不同，理实一致。采其精华，皆成本领。故杨载曰：“取材于《选》，效法于唐。”马伯庸曰：“枕籍《骚》《选》，死生李、杜。”又昔人曰：“《文选》烂，秀才半。”皆少陵“熟精《文选》理”之义也。（《诗问》卷三）
王士祯认为，杜甫所谓“《文选》理”只是一个大致说法，不必深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绝对不是宋明理学家们所谓的“理”。王士祯同时指出，“声音之道”皆有理，文体不同，其理相通，“阐理敷词，成于意兴”。王士祯是从其“神韵说”的诗学观念出发来阐释《文选》理的。
清代卢元昌说：“愚以世人徒舍其辞，未精其理，公曰精其理，直欲弃糟粕，取神明，即昭明‘略芜秽，集精英’意。”（《杜诗阐》卷一四）卢元昌认为，“《文选》理”就是《文选》的精华。清代黄子云的主张也近似：“昭明材本平庸，诗亦闇劣，观其选本，多所未协。如机、云兄弟，休文、安仁之徒，警策者绝少，而采录几无遗漏；若文姬《悲愤》、太冲《娇女》诸篇，反弃而不取。具识力者，自必有定论。故子美云：‘熟精《文选》理。’‘精’者，明察之谓；‘理’有是是非非之别；其意盖教人熟察而去就其是非也。苟无异同，曷不曰‘《文选》句’而曰‘《文选》理’乎？后来者闻子美有是言，不揆其义，尽皆目之为禁脔，黑白于是乎混淆，而胸臆无所持循矣。”（《野鸿诗的》）这一观点的依据是，《文选》所选诗文也未必尽善尽美，未必都是精品佳作，所以要区分判别。
清代翁方纲认为：“理者，治玉也，字从玉，从里声，其在于人则肌理也，其在于乐则条理也。《易》曰‘君子以言有物’，理之本也，又曰‘言有序’，理之经也。天下未有舍理而言文者。”（《杜诗熟精文选理理字说》，《复初斋文集》卷一〇）翁方纲诗学主张“肌理说”，他阐释杜甫所谓“《文选》理”，正是为其诗学观念“肌理说”张目。
（二）《文选》范式
明代田汝成说：“自唐以来，文章者家视为标准，鸿儒硕学罔不取材，可谓总七代之英灵，流万古之膏馥矣……迩来更有《文选增定》《广文选》诸编，自附于统。”（《汉文选序》）明代王云凤也说：“宋西山真氏集古人诗文作《文章正宗》，盖为专攻文词者设，与昭明《文选》、姚铉《文粹》用心无异。”（《书德华文章正宗辩后（节录）》）真氏即真希元，编有《文章正宗》。田汝成、王云凤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证明，《文选》已成为一种选文范式，为后世诗文选集参照模仿。后世有《唐文粹》《宋文鉴》《续文选》《广文选》《广广文选》等文集，明显是受萧统《文选》“选政”思路的影响。与《文选》一样，这些文集也引发诸多争议。
我们就以《河岳英灵集》为例，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序》说：“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后相效著述者十余家，咸自称尽善。高听之士，或未全许。”从序文可知，殷璠明显受到《文选》“选政”思路的影响，也正如《文选》受到一些择拣不精的非议一样，后人对《河岳英灵集》也有同样的议论。其中，大家讨论最多的问题是，此集竟然没有选杜甫的诗。对其中缘由的讨论不少，其中一个说法是，殷璠选诗时，杜甫最好的诗还没有出来。然而事实是，据傅璇琮、王运熙等人考证，殷璠选诗最迟至天宝十二载。杜甫这一年已经42岁，其《望岳》《房兵曹胡马》等作品已经给杜甫带来了不小的声名。卢燕新引宋代姚宽《西溪丛语》卷上云：“殷璠为《河岳英灵集》，不载杜甫诗”是“有意也”。也就是说，杜诗不入《河岳英灵集》，就其根本原因来说，是杜诗不符合殷璠的“神来、气来、情来”选诗标准。卢燕新以实例证明之：“最值得关注的是，杜甫有《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诸公’为岑参、高适、储光羲、薛据。遗憾的是，诸人中，唯杜甫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卢燕新的结论是，殷璠“未将杜甫纳入审美视域”，其推论是很有道理的。
宋代郭思说：“今人不为诗则已，苟为诗，则《文选》不可不熟也。《文选》是文章祖宗，自两汉而下，至魏、晋、宋、齐，精者斯采，萃而成编，则为文章者，焉得不尚《文选》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引《瑶溪集》）清代蒋先庚评《文选》“诚艺苑之瑶林，文坛之武库也”（《重订六臣文选叙》）。
《文选》成书至今已近一千五百年。作为中古时期的重要诗文选本，《文选》为后世保存了许多重要文献，其“以选代评”的选政范式也呈现了一定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观念，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重要的标识性意义。
（本文原稿系作者在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暨先唐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经删节修订）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01日 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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