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作为一代英主，康熙皇帝一生始终奋进不已，内除鳌拜集团，果断决定撤藩，并进而平定三藩之乱、收复长期割据的台湾，先后平定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的叛乱；外则抵御沙俄帝国的侵略，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此外，大力赈灾蠲欠，发展生产，治河惩贪，编修群籍，无论文治还是武功，皆足堪彪炳青史，前此帝王均望尘莫及，康熙皇帝的子孙也引为骄傲，可以说，他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的佼佼者。然而，在选择接班人亦即建储问题上，他却蹈袭前人窠臼，屡屡失误，从而大大影响了他晚年的心境、身体和成就。然而可贵的是，在屡遭挫折之后，康熙皇帝勇于面对现实，并进行了极其艰难的探索，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为清朝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 摹古立储
康熙十四年(1675)六月，平定三藩之役正在进行之际，年仅二十二岁的康熙皇帝竟出人意外地传谕，要立赫舍里氏皇后所生的刚刚周岁的儿子胤礽为皇太子。同年十二月十二日，他派遣官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次日，亲御太和殿，举行册立典礼。十四日，在诸王、贝勒、文武大臣进表祝贺之后，又正式颁诏天下，将此事告知四海臣民。当时，平定三藩的战事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康熙皇帝本人也春秋正富，为何如此紧锣密鼓地将建储行动付诸执行呢？如果对当时的形势加以认真分析，则不难看出，康熙皇帝的这一决定是数年来经筵日讲中受到儒家经典濡染影响的结果，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刚刚确立不久的康熙皇帝的皇权。
儒家经典是记载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以至封建社会早期政治和历史的著作。为了保证早期国家中最高统治者一家一姓的长期统治，在权力分配和最高权力延续问题上，总结出了国君在位期间公开建储的基本方式和立嗣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建储基本原则，并大致为此后历代王朝所遵行。清室先世出身少数民族，且以八旗立国，因而入关以前，在选择储君问题上并没有遵循这些原则，而是皇帝在位时不预立皇太子，于皇帝去世后由八旗旗主公推新君。这种政治体制必然会引起贵族集团内部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并影响皇权的加强。因而，努尔哈赤死后，出现了诸王争国、皇太极夺位自立的情况。皇太极去世后，又出现了黄、白旗两个政治集团在争夺最高权力斗争中的尖锐对立和摄政王多尔衮专权的局面。顺治皇帝亲政后，天子自将上三旗，居重驭轻，从而改变了八旗旗主拥立新君的旧体制，使得康熙皇帝得以顺利即位。但是，上三旗势力的增长，在皇权更迭之际，也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原来为皇帝所控制的上三旗却以拥立之功反过来控制了皇帝，出现了太阿倒持的局面。在学习儒家经典中关于建储的论述、回顾本朝开国以来最高权力更迭的历史之后，康熙皇帝豁然开朗。他感到前朝旗主各自为政固然是皇权削弱的原因，但在最高权力更迭之际授受制度不健全，又何尝不是在为旗主专权、大臣擅政创造机会！为了使今后最高权力更迭之际皇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得到保证，一定要按照儒家经典论述，于君主在位期间预立储君。正是出于这种心理，康熙皇帝清除鳌拜集团之后，在嫡长子胤礽刚满周岁、对三藩用兵军务繁忙的紧要时刻，颁布了皇太子的册命诏书。其目的很明确，就是将最高权力的延续权力也置于自己之手，以进一步加强皇权。
为了把皇太子胤礽培养成为异日的孝子贤君，康熙皇帝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自从册立胤礽做皇太子起，作为父亲的康熙皇帝便开始成为胤礽的启蒙老师，亲自给皇太子讲授“四书”“五经”。随着胤礽一天天长大，康熙皇帝讲授的内容也一步步深化，依然是“煦妪爱惜，亲加训谕”，不仅讲授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皇帝等先辈创业的艰难，而且也讲守成之不易，偶尔康熙皇帝还现身说法，以自己作为样板讲授。此外，康熙皇帝还讲战场上两军对垒、排兵布阵之法。一言以蔽之，“大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康熙皇帝皆“事事精详指示”。同时，鉴于自己政务十分繁忙，为了加强对皇太子的教育，皇太子年龄稍长，康熙皇帝即为其聘请当时名儒、曾为自己经筵讲官的张英、李光地、熊赐履、汤斌等人为其辅导。几位大臣受命后尽心启沃，从而使年幼的胤礽得以系统地接受了儒家传统思想教育。在皇父和师傅们的严格要求下，胤礽进步很快，八岁时已通晓满、汉两种文字，并能流利地背诵“四书”，几年后，又能左右开弓，娴熟骑射，成人之后更是身材魁梧，举止大方，仪表不凡。这时，康熙皇帝又开始让他帮助处理朝中政务。由于他处事认真，恪尽职守，不仅康熙皇帝颔首称善，就是满朝文武大臣也个个赞不绝口。
康熙皇帝明立皇太子，以至太子成人后内则助上从政，外则巡幸扈从，不能不说是进一步加强皇权、限制权臣擅政的有力措施。平定三藩后，康熙皇帝在内政外交方面事事顺手，边防征伐，战绩大著；内政治理，臻于至治，出现了入关后从未有过的全盛局面，这显然是和明立皇太子之后统治集团核心的稳定有着直接的关系。有鉴于此，康熙二十年(1681)以来，康熙皇帝竭尽全力巩固太子的地位，维护太子的权威，对于藐视皇太子、固守满族旧俗的臣工，不管他们职位多高、权力多大，也严加打击，毫不留情。为了将皇太子培养成人并巩固其储君地位，康熙皇帝已经到了竭尽全力的地步。
然而，就在康熙皇帝极力维护皇太子地位之时，随着皇太子年龄的增长和开始从政，他和皇太子之间的矛盾也开始产生，并不断发展、激化。正是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使他饱尝公开建储的苦果，并最终导致康熙皇帝废掉自己亲手扶植起来的皇太子。
康熙皇帝和皇太子之间的矛盾有着深刻的根源。皇、储矛盾，并不是某一个朝代所特有的现象，而是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者之间不断进行的权力和财产再分配斗争的必然产物。虽然统治者经过长期摸索，总结出了公开立储及嫡长子继位的传统制度，并将此载入儒家经典，以对最高统治集团中不同身份的人们加以约束。但因受利益驱使，在中国历代王朝历史上，子弑父、弟弑兄的事例不胜枚举，以嫡长子身份袭位者为数寥寥。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清朝当然也不会例外。不立储则罢，一旦设立储君，必然爆发皇、储之争。康熙皇帝立储后十几年的时间里，皇、储矛盾并没有发生，不过仅仅是皇太子年龄幼小之故；一旦皇太子长大成人并开始从政，必然会在保住和争夺最高权力问题上爆发皇、储之争。除了历史根源之外，清朝政权的特殊情况也使皇、储矛盾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清室先世出身少数民族，并无立储传统，而是于旧君去世后由八旗旗主共同拥立新君。康熙皇帝立储，在满族政权历史上是一个创举。虽然如此，但到康熙时期，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习惯势力和心理观念仍然存在。所以，康熙皇帝颁诏册立胤礽为皇太子后，各级满族贵族，尤其是分到下五旗的康熙皇帝的其他儿子，从心理上不能接受这一现实，致使胤礽成为众矢之的，他们到处散布谣言，飞短流长。与此同时，在康熙皇帝面前，他们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对皇太子加以中伤。而康熙皇帝立储时既未注意吸收先朝经验，不让皇太子参与朝政，又先后分封诸皇子为王，并使他们也都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这样，随着皇太子年龄增长和开始从政，以及诸王的陆续受封，皇帝与储君、储君与诸王之间的矛盾便势不可免地爆发出来。
康熙二十九年(1690)康熙皇帝和皇太子胤礽之间开始发生摩擦。是年七月，康熙皇帝亲统大军北征噶尔丹，为了部署乌兰布通之役，康熙皇帝昼夜忙碌，突然生病，于是急召留居京城的皇太子胤礽和皇三子胤祉前来侍疾。按照常理，关键时刻，听到父亲生病，胤礽应当心急如焚，但他在见到康熙皇帝后，却毫无忧戚之意，谈笑如常。这使康熙皇帝十分不满，当即令其先回京师。为此，康熙皇帝开始对皇太子礼仪制度加以裁抑。康熙三十三年(1694)康熙皇帝率诸皇子祭奉先殿，先令礼部拟定礼仪。按照前此旧章，皇帝与储君之间的礼仪有着明显的不同，其表现就是皇帝的拜褥在门槛之内，储君的拜褥在门槛之外。但这一次，礼部为了讨好胤礽，拟定皇太子拜褥也放在槛内，与皇帝相同。康熙皇帝得知此事，马上谕令礼部尚书沙穆哈将胤礽的拜褥移于槛外。沙穆哈听后面露难色，因为如果遵旨办理，害怕皇太子不满，秋后算账；不遵旨办理，又显属违旨。为求脱身事外，他向康熙皇帝提出将此旨载入档册，其意在若将来一旦有人究问此事，可备查考，表明此事与自己毫不相关，自己只是遵照康熙皇帝的旨意执行而已。康熙皇帝洞其肺腑，勃然大怒，立刻下诏罢免其礼部尚书之职。前此，为了树立皇太子在全国臣民中的威信，康熙皇帝为皇太子专门制定了威严的服饰、仪仗、器用，和皇帝规格相差无几。每年万寿节、冬至、元旦及皇太子千秋节，诸王、贝勒、文武大臣除向自己行三跪九叩大礼外，还要再赴东宫，向皇太子行二跪六叩大礼。康熙皇帝制定这种特殊的皇太子礼仪制度，意在为其日后袭位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可是，自从康熙三十三年以后，因为发生了皇、储矛盾，康熙皇帝又一改初衷，再也不许皇太子胤礽搞特殊化了。
康熙三十五年(1696)以后，康熙皇帝和皇太子胤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康熙三十五年、三十六年(1697)，康熙皇帝亲统大军三次西征噶尔丹，其他成年皇子全部随师出征，胤礽以皇太子之故受命留守京师，不仅“代行郊祀礼”，而且“各部院奏章，停其驰奏御前，听太子处理。事重要，诸大臣议定，启太子”。应该说，这是康熙皇帝对皇太子胤礽的最大信任。但康熙皇帝刚刚离开京城，一些宵小之徒就乘势攀龙附凤，向皇太子身边靠拢；而胤礽为了扩大羽翼，也对此持来者不拒的欢迎态度。康熙皇帝还京后，了解到其手下之人倚仗主子权势，狐假虎威，任意妄为，不禁大怒，当下不由分说，即刻将“太子左右用事者置于法”。此后不久，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皇帝在和皇太子胤礽失和的情况下，又封皇长子胤禔、皇三子胤祉为郡王，皇四子、皇五子、皇七子、皇八子俱为贝勒。就康熙皇帝大封诸皇子的本意而言，未必想以此作为易储的准备，但诸皇子的受封及陆续从政，却无疑使他们拥有了竞争储位的政治资本，从而形成了康熙季年争储的几支主要势力，这必然使原已因父子之争而失宠的胤礽感到极大的威胁。这样，康熙皇帝和胤礽之间的矛盾便带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并且进一步激化起来。
康熙皇帝裁抑太子仪仗及惩戒太子党，其本意是教育皇太子，使他知所遵守和知所不可逾越，分封诸子也并无易储之意，但其客观效果却使皇太子胤礽和康熙皇帝之间的心理距离愈来愈远。失望之余，康熙皇帝决定拿皇太子的亲信索额图开刀，以挽救皇太子。康熙四十二年(1703)五月，他诏令逮捕索额图，并对他“议论国事，结党妄行”之罪进行了揭露，指斥其为“本朝第一罪人”，严加囚禁，不久，索额图即死于囚所。同时康熙皇帝还诏令拘禁索额图之子及案情牵连人物，又决定党附皇太子的“诸臣同族子孙在部院者皆夺官”。此番清洗使得经营多年的太子党顷刻之间基本瓦解。对此皇太子胤礽心中十分难过，但又无可奈何，怨望之意时见辞色，在接人待物时也变得冷酷无情，自暴自弃。康熙四十七年(1708)夏，他在随同康熙皇帝北巡塞外期间，对诸王、贝勒、大臣官员稍不顺眼，动手就打；外藩蒙古向康熙皇帝进献马匹，看到哪匹好，下手就夺；对康熙皇帝，他也极不尊重。北巡塞外期间，皇十八子胤祄病倒。眼看病势愈来愈重，康熙皇帝心情十分沉重，而皇太子胤礽却无任何关爱之举。康熙皇帝自是不悦，对他加以责备。胤礽听罢，反而“忿然大怒”，态度极为恶劣。尤使康熙皇帝感到问题严重的是，胤礽还每夜逼近行宫布城，从裂缝中向内窥视，使得康熙皇帝“昼夜戒慎，不得安宁，不知今日被鸩，或是明日遇害”。于是康熙皇帝心头郁积多年的对皇太子失望不满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四（1708年10月17日），在北巡返京途中，康熙皇帝颁诏，将皇太子胤礽拘禁并当众宣布其罪状。
同日下令搜捕索额图之子格尔芬、阿尔吉善及其他太子党，情节严重者立即正法，枭首示众；其他大臣如杜默臣、阿进泰、苏赫陈等人，因罪行稍轻，也都流放盛京。尔后又率众急行进京。九月十六日进京当日，即召集诸王、贝勒、九卿、詹事、科道官员齐集午门内，宣谕拘执胤礽。十八日又为此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二十四日正式颁诏，告知天下，废黜胤礽，同时将胤礽本人由上驷院临时拘禁地移至咸安宫。至此，积累将近二十年的皇、储矛盾终于公开爆发，并导致康熙皇帝第一次废黜皇太子。
二 诸子争储
对康熙皇帝来说，皇、储矛盾的公开爆发是他的大不幸；可是对于康熙皇帝的其他皇子，皇太子胤礽被废，则又是他们的大幸。真是天赐良机，使他们拥有了争夺储位的机会！于是，为了争夺已经空缺出来的储位，他们一个个如同脱缰的野马，或者摩拳擦掌，赤膊上阵，或者暗施伎俩，玩弄阴谋，在康熙皇帝的心理创口上撒上一把又一把的盐巴和辣椒粉。在这一活动的初期阶段，最为活跃的是皇长子胤禔和皇八子胤禩。
皇长子胤禔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比胤礽大两岁，因系庶出之子，故未立为皇太子。因此从他懂事时起，即将太子胤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但因势单力孤，只能待机而发。其后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康熙皇帝令其参与国务处理，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开始上升。康熙皇帝三征噶尔丹时他皆被委以重任。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皇帝特封他为直郡王。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胤禔争夺储位的野心重新开始膨胀，经常飞短流长，造谣中伤，攻击皇太子胤礽。康熙四十年(1701)以降，康熙皇帝和皇太子胤礽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这时，胤禔为了使康熙皇帝尽快废黜皇太子，大搞阴谋手段，找了一个名叫巴汉格隆的蒙古喇嘛，用旁门左道法术镇魇皇太子。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皇帝在巡幸塞外期间拘禁皇太子，因为胤禔在诸皇子中年龄居长，即令他赶到自己身边，担任宿卫任务。这使胤禔大喜过望，产生错觉，以为时来运转，储君之位向自己招手了。殊不知，知子莫如父，康熙皇帝早就看透了胤禔的心思，在宣布废黜胤礽的同一天即明白宣谕：“朕前命直郡王胤禔善护朕躬，并无欲立胤禔为皇太子之意。胤禔秉性急躁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虽然康熙皇帝如此明谕，但胤禔却仍不死心，不断玩弄新的手法，企图使康熙皇帝回心转意，重新考虑。他一方面向康熙皇帝表示，我们兄弟等人，“嗣后同心合意，在皇父膝下安然度日”，以骗取康熙皇帝的好感；另一方面又对废太子胤礽落井下石，于拘禁废太子胤礽时，向康熙皇帝提出：“胤礽所行卑污，大失人心”，“今欲诛胤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对于废太子属下人等，他也利用康熙皇帝委派自己看管胤礽之机，肆行凌虐迫害。同时考虑到皇八子胤禩在诸皇子及满汉大臣中声望较高，是自己竞争储位的一个劲敌，他还向康熙皇帝揭发“相面人张明德曾相胤禩，后必大贵”，以使康熙皇帝的建储天平向自己一方倾斜。经康熙皇帝指派亲信调查审理，张明德为胤禩看相一事属实，张明德遂被凌迟处死。但胤禔的这些险恶居心也被康熙皇帝看穿，并当着诸皇子之面对其严加斥责：“似此不谙君臣大义、不念父子至情之人，洵为乱臣贼子，天理国法，皆所不容！”半个多月后，胤禔指使蒙古喇嘛巴汉格隆镇魇废太子胤礽的恶行也被揭发出来。康熙皇帝大怒，随即派遣侍卫纳拉善等搜检胤禔府邸，结果在十几处都挖出了镇魇物件，堪称铁证如山。胤禔之母惠妃得知胤禔的种种不端行为后十分恐惧，害怕康熙皇帝怪罪自己教子无方，为免受牵连，也向康熙皇帝揭发胤禔的不孝之举，请求治之以法。真可谓众叛亲离。胤禔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故而当年十一月初康熙皇帝计划再立储君时，首先即将胤禔排除在外，随即又下诏将其革除王爵，严加拘禁。康熙四十八年(1709)正月，康熙皇帝决定再立胤礽为皇太子时，考虑到胤禔年龄居长，能量大，活动范围也大，遂诏令对已在拘禁之中的胤禔进一步严加拘禁。当年四月，废太子胤礽复位一个月后，康熙皇帝布置了具体看守方案：第一，委派八旗章京十七人看守胤禔。这都是足堪信任之人，至于每日需用几人看守，须由十七位章京会议决定。如果值班章京不严加看守，即将看守者族诛，“断不姑宥”。第二，再派贝勒延寿、贝子苏努、公鄂飞、都统辛泰、护军统领图尔海、陈泰，“每日二员，不断看守”。至于如何安排护军看守，“着伊等公议”。另外，尽管负责的六位大臣有贝勒、贝子、公等，职衔、品位有高低之别，但在看守胤禔问题上，大家职权平等，“并无率领之人，俱系一体看守”，即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应执行集体决议。第三，由于胤禔“生性暴戾，乃不安静之人”，康熙皇帝又增派领侍卫内大臣等“不时巡察”，负责监督。至此，胤禔退出历史舞台，一直处于监禁之中，直到雍正十二年(1734)死去。
皇太子胤礽被废之初，和皇长子胤禔一样觊觎储位甚力的还有一个皇八子胤禩。他生于康熙二十年(1681)，生母是良妃卫氏。康熙三十五年(1696)他刚刚十六岁，即跟随康熙皇帝西征噶尔丹。以此之故，康熙三十七年(1698)他十八岁时即被封为贝勒，成为当时受封皇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为人聪明，善于联络，康熙皇帝对他颇为宠爱，许多臣下也对他怀有好感。胤礽被废除四天之后，康熙皇帝便令胤禩领内务府总管一职，管理皇室事务。按照清朝常规，每当皇室内部发生诸如皇帝、皇太后去世等重大变故时，皇子或皇帝的兄弟才会受命主持内务府工作，因而这一任命使得胤禩产生错觉。在他看来，胤礽被废，胤禔被斥，而自己却被任以显职，这不是天赐良机吗？于是他加快了争储的步伐。而且由于他结交甚广，在康熙皇帝初废皇太子时，形势也一度对他极为有利。在他周围集结了一批王公大臣，如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皇十四子胤禵等。其中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系遏必隆之子，袭封一等公，他认为胤禩的生辰八字是庚戌己丑丁未壬辰，与前代帝王相同，因而忠心拥护胤禩。揆叙为明珠之子，因其父支持胤禔、攻击胤礽而遭到康熙皇帝的打击，故而改换门庭，拥护胤禩。康熙皇帝的哥哥裕亲王福全也曾称赞胤禩“心性好，不务矜夸”。此外散秩大臣鄂伦岱、贝勒苏努、满族首席大学士马齐、汉人户部尚书王鸿绪、内务府苏州织造李煦等也都党附于皇八子胤禩，形成所谓皇八子集团。由于胤禩集团骨干多，影响大，气焰极为嚣张。
为了实现自己的争储野心，胤礽被废之初，胤禩以收买人心为主。他接任内务府总管后，负责审理前任内务府总管凌普贪赃枉法一案。凌普原为胤礽的乳母之夫，在他担任内务府总管期间，凭借皇太子的权势广收贿赂，其不法行为早已招致众人的愤恨，故胤礽被废之后，凌普也跟着锒铛入狱。胤禩接手此案后，认为这是收买人心的好机会，因而有意重罪轻处。胤禩的得意算盘是，这样从轻处理，不仅凌普对自己会感激涕零，而且胤礽手下的其他人也都会认为自己宽宏大量。由于胤禩在对凌普的处理上过于宽容和“心慈手软”，康熙皇帝甚觉不解，直到皇长子胤禔在他面前提及相面人张明德曾为胤禩看相，说他“丰神清逸，仁谊敦厚，福寿绵延，诚贵相也”，日后一定大贵，康熙皇帝才顿时醒悟。联想到胤禩在清查凌普家财一案中的反常做法，康熙皇帝气愤地说：凌普贪婪至极，获取暴利，此皆人所共知，但时至今日，清查一案仍未了结，你们想如此蒙蔽朕躬，朕一定要砍掉你们的脑袋！八阿哥胤禩到处活动，妄博虚名，将朕所赐恩泽俱归功于自己，这简直是又出了一个皇太子！如果有人胆敢称赞八阿哥好的话，朕当即杀了他，朕的皇权岂容他人染指、践踏！
这样，由于胤禔的揭发，康熙皇帝一下子看清了胤禩的丑恶嘴脸，胤禩的所作所为与胤禔相比，是一暗一明，然而胤禩的计谋更加阴险，手段也更为狠毒。这使康熙皇帝感到这些皇子们过去就串通一气，联手对付胤礽；现在胤礽被废了，他们下一步的计划又会是什么呢？如果胤禔与胤禩二人“聚集党羽，杀害胤礽，其时但知逞其凶恶，岂暇计及朕躬有碍否耶”？想到这些，康熙皇帝不寒而栗。为此，康熙皇帝对他们再次严加指斥，并以胤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其党羽早相要结，谋害胤礽”等罪名，下令“将胤禩锁拿”，交予议政处审理。不久，又革去其贝勒爵位。于是，胤禩的争储活动刚刚起步，便也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如上所述，康熙皇帝册立皇太子导致皇、储矛盾已是一误；为此，在册立皇太子三十三年后，他下令废掉皇太子，没想到又出现了诸子争储的反常局面。这样，为了平息诸子争储的火焰，康熙皇帝又急不可待地决定再次立储。然而就在此时，由于他的错误决策，诸子争储的局面非但没有结束，反而使一大批朝臣也卷了进来。康熙四十七年(1708)十一月十四日，康熙皇帝召集满汉文武大臣齐集畅春园，面谕曰：朕的身体近来渐觉虚弱，人生难料，不知哪一天要闭上这双眼。但大清江山关系甚大，想来想去，找不到合适的代理人。皇太子关系甚大。你们都是我所信赖的大臣，现令你们共同商议，于诸皇子中举荐一人。大阿哥胤禔所行甚为乖谬，就不要举荐他了。除此之外，随便你们推举哪一个皇子，我都同意。但是在讨论中不得互相瞻顾，私下探听，同时，要注意让汉大臣畅所欲言。尔后，康熙皇帝又补充道：讨论此事，大学士马齐不必参加。
根据康熙皇帝的指示，文武大臣分班列坐，开始正式讨论。由于事关重大且出于突然，不少满汉大臣都认为：“此事关系甚大，非人臣所当言，我等如何可以推举？”就在此时，保举胤禩的铁杆分子们一个个却活跃起来。先是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站起来说：“刚才面奉谕旨，一定要推荐一个皇子。”随即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人也群起附和，“私相计议”，“与诸大臣暗通消息，写‘八阿哥’三字于纸，交内侍梁九功、李玉转奏”。不一会儿，梁、李两内侍传出康熙皇帝谕旨：“立皇太子之事关系甚大，你们应该认真讨论。八阿哥没有管过政事，近又获罪拘禁，而且其母家又出身微贱，不宜立为皇太子，你们还要对此认真考虑。”诸大臣见状，赶紧向梁、李两内侍说：“此事甚大，本非臣等所能定。诸皇子皆聪明过人，臣等在外廷，不能悉知。臣等所仰赖者，惟我皇上。皇上如何指授，臣等无不一意遵行。”这样，康熙皇帝要求文武大臣推举皇太子，却又因难以推举，不得其人，了无结果而告终。
康熙皇帝始而令群臣推荐皇太子，继而又对推荐人予以否定，使得原来局限于皇室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到康熙皇帝和廷臣之间。由于众多大臣推举正在拘禁中的皇八子胤禩，这无异于向康熙皇帝显示了一次皇八子集团的阵容，如果让这种人做皇太子，岂不是自己又树立起一个强大的对手？因而此次会议之后，康熙皇帝便放下其他事情，一意追查推举胤禩的幕后主持人。查问结果，认定荐举胤禩为皇太子的策划者是其舅佟国维和大学士马齐。由于他们两人“默喻于众”，其他大臣“畏惧伊等”，方才“依阿立议”。康熙皇帝遂对他们加以严厉斥责：胤禩尚在拘禁之中，其母又出身微贱，如今你们串通一气，阴谋拥立胤禩这样的人，用意究竟何在？难道是因为胤禩庸劣、不学无术，立他之后，你们就可以控制他，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吗？如果这样，那么立皇太子之事，就应完全根据你们的意志决定，而不是由朕的旨意来决定了。据此，康熙皇帝对马齐等人做出处理决定，因为他“任用年久，不忍即诛”，“着即交胤禩，严行拘禁”；“其同族职官及在部院人员俱革退；世袭之职，亦着除去，不准承袭。”之后不久，康熙皇帝又发现和中央离心力较大的下五旗王公也参加到这场争储活动之中来，于诸皇子之间“肆行其谗谮交构，机谋百出，凡事端之生，皆由五旗而起”。这就更使康熙皇帝感到整个问题的严重性。为了防止这种混乱的局面进一步发展，结束诸子争储，避免使下五旗王公坐收渔翁之利，康熙皇帝决定再立胤礽为皇太子。
从胤礽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被废至四十八年(1709)三月复出，是什么原因促使康熙皇帝在短短的半年时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而改变了对胤礽的看法呢？
首先，康熙皇帝对胤礽认识的逐渐转变是胤礽得以复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康熙皇帝初废胤礽之时，简直是怒不可遏，废斥后的第六日，他说：“今皇太子所行若此，朕实不胜愤懑，至今六日，未尝安寝。”但由于胤礽被废，皇、储对立暂时消失，一些事件的陆续发生及事件真相的渐次揭露，促使康熙皇帝前思后想，痛定思痛，从而对胤礽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其一是康熙皇帝废掉皇太子之初，皇太子申诉：“皇父若说我别样的不是，事事都有，只弑逆的事，我实无此心。”康熙皇帝听后，立即下令将胤礽项上的锁链解除。这些表明康熙皇帝也觉得自己与胤礽之间的关系尚未达到父子彻底决裂绝情的程度，前此自己确实过分看重了胤礽弑逆一事。其二是皇太子被废后，在诸皇子争储过程中，由于互相攻讦，他们对胤礽暗中迫害、造谣中伤的一些丑行逐渐暴露，也使康熙皇帝感到他们为胤礽罗列的多项罪状，“其中多属虚诬”，尤其是胤禔镇魇皇太子胤礽事发后，康熙皇帝更将前此胤礽的一切不仁不孝的反常行为与之相联系，认为皆是胤禔加害所致。如废掉胤礽的当月，他即对内大臣、大学士、翰林官员等人说：“近观胤礽所行之事，与众人大有不同，白天多沉睡不醒，夜晚才吃饭饮酒，而且喝几十大觥也不醉。每对越神明，则惊恐万状，不能成礼；一遇阴雨雷电，则灰心失望，不知所措；不安寝处，忽起忽坐，语言颠倒，如同患了狂躁之病症，又仿佛像有鬼物附体。”十月十七日，当在胤禔府邸中搜查出一系列镇魇物件时，康熙皇帝说：“朕从前将胤礽所做诸恶事，皆信以为实”，如今看来，“吾儿实被魇魅使然，这是确切无疑的了”。从此，康熙皇帝开始同情、怜悯胤礽，并开始反思自己废弃胤礽所采取的行动了。为此，他万分追悔，思想负担十分沉重。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梦见已故祖母孝庄太皇太后远他而坐，一言不发，“颜色殊不乐”；他还梦见胤礽生母赫舍里氏欲言又止，面露难色，似乎想向自己倾诉胤礽的受冤情形。因而一个时期内他的精神几近崩溃，饭不甘味，寝不安席，而且无日不伤心落泪，身体也一天天消瘦下去。十月十九日在朝臣极力劝说下，康熙皇帝离开紫禁城，去南苑行围，途中又回忆起昔日“皇太子及诸阿哥随行之时，不禁伤怀”。于是康熙皇帝再也支撑不下去，二十三日就病倒了。大臣们不敢拖延，当即护驾返回宫中。回宫后，尚未得到安歇，康熙皇帝就传旨召见胤礽。父子相见，谁也没说什么，可是康熙皇帝却觉得病势减去了不少。不大工夫，康熙皇帝就令内侍传话给等候在外的大臣们，告之召见胤礽一事。他说：“朕刚刚召见了废太子，从今以后，大家就不要再提以往之事了。胤礽现在安养于咸安宫中，每当朕想念他时，还可以随时再召见他。那样的话，朕胸中便不会有郁闷之感了。”这样，废弃皇太子之后，康熙皇帝与胤礽之间父子关系的重新弥合，使得胤礽复位得以成为可能。
其次，初废太子后诸皇子之间的争储活动导致了康熙皇帝重新立储。初废太子后，康熙皇帝并无尽快重新立储之意。为此，他告诫诸皇子：“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然而他的这些话尚未落地，胤禔、胤禩等人的争储活动即已公开化。不久，又使外戚、贵胄以及不少朝臣也卷入其中，从而严重影响了政权机构的正常运转。为了平息诸皇子争储斗争的硝烟烈火，康熙皇帝认为必须迅速再立储君。至于立谁为太子，在他看来，胤礽仍是最合适的人选，最起码他的嫡长子身份就是堵塞众人之口最有力的理由。因为嫡长子继承大统的原则在中国已经实行两千多年，长期以来，嫡长子本身就是正统的象征，惟此一条就可以得到臣民的认可和拥戴。出于这种考虑，康熙皇帝决意复立胤礽为皇太子。
可是，作为君王废掉皇太子时没费太多周折，然而一旦想让胤礽复出，可就不像初立时那样容易了。怎样使人感觉不到自己是在出尔反尔？怎样使这个弯子转得自然？康熙皇帝颇费踌躇。经过反复思考，他想了这样一个方法：先将自己的意图含蓄地透露给个别在朝中威望素著的大臣，由这些大臣向在朝大学士、九卿吹风，然后再由康熙皇帝出面征求立储意见，由臣下奏请胤礽复位，自己再俯顺舆情，予以准奏，这样对自己、对胤礽、对廷臣都显得光彩体面。为此，康熙四十七年(1708)十一月十四日前，康熙皇帝特召曾经做过胤礽师傅的大学士李光地进宫，询问皇太子胤礽的病情，如何医治，方可痊愈。李光地回答：徐徐调治，天下之福。李光地的回答使得康熙皇帝非常满意，随即于十四日令诸臣推举新太子人选，同时还特别谕令不要推举皇长子胤禔，以堵塞参与会议的廷臣无嫡立长的传统思维方向；不许大学士马齐与会；谕令汉大臣畅所欲言，以突出李光地的号召力，并有意使汉大臣中建储立嫡的思想占据上风。然而，出乎康熙皇帝的预料，皇八子集团重要成员却乘此时机私相计议，胁迫其他大臣共同推举胤禩。而被康熙皇帝视为知己的李光地，为了少惹是非，竟然未向任何人透露康熙皇帝召见的内情，以至众大臣不知所归，缄口不语。情急之下，康熙皇帝令内侍梁九功、李玉当众传谕李光地：“前几日，皇上召你入内殿，你曾有陈奏，为何今日一言不发？”李光地答道：“那一天，圣上问臣废皇太子之病如何调治方可痊愈。臣曾奏言，徐徐调治，天下之福。臣未将圣上召见之事透露给其他人。”至此，在场的大臣们恍然大悟，原来康熙皇帝已经意有所属，是想让臣工推举废太子胤礽，只是运作中间出了问题，众大臣不明皇帝意向所在，致使康熙皇帝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十一月十四日会议虽使康熙皇帝处境尴尬，但最后却使文武大臣明白了康熙皇帝的建储具体意向。这样，十五日，康熙皇帝又召科尔沁达尔汉亲王额驸班第、领侍卫内大臣、都统、护军统领、满大学士、尚书等人入宫，当众谕曰：“皇太子胤礽前因被人魇魅，以致本性沦丧。因此，朕将他召至身边，加意调治，今已痊愈。朕原来在书上看到过魇魅之事，并不完全相信，今天才知道魇魅竟然可以使人真性泯没啊！”诸大臣异口同声奏道：“皇上对废太子病源了解得一清二楚，如今治疗已经痊愈，这实是国家之福、天下之福。请求皇上拿出主意，颁示谕旨。”康熙皇帝遂令人当众宣读朱笔御书，其大略曰：“从前拘执胤礽时，朕并未与人商议，只认为理所当然，即将其逮捕拘禁，全国臣民都认为朕之所为正确。如今每每想起，总是有点放心不下。对其罪状深入查核，有的符合，有的又全不符合。何况其所患心疾已经逐渐好转，不但诸臣觉得可惜，朕也觉得可惜。现在他日渐痊愈，这是大家的福气。现在朕派人对他尽心护理，也经常加以教诲，使之不离朕身边。现在朕并不计划匆忙复立胤礽为皇太子，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此事就可以了。朕可以向大家明确表示，胤礽对大家绝不会有报复的念头。”
这是一份平反诏书，无异是胤礽复出的前奏曲，康熙皇帝要胤礽复位的意向已经极为明确。次日，康熙皇帝又召胤礽、诸皇子、科尔沁达尔汉亲王额驸班第、领侍卫内大臣、都统、护军统领等人入宫，进一步为胤礽辩解：“今观废皇太子，虽曾有暴怒殴打大臣之事，但并未致人于死，亦未干预国政”，“凡此等事，皆由胤禔魇魅所致。”康熙皇帝说完，随即当众释放胤礽，并让胤礽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胤礽遂在众大臣面前表示：“皇父谕旨至圣至明，凡事俱我不善”；“我如记人之仇，不改正自己过错，天理不容！如今我也不再怀有任何非分之想。如果你们还希望让我当皇太子，那是万万不可的！”
由于胤礽获得了新生，康熙皇帝心情特别愉快，不无感慨地说：“朕遍览史书，自古以来，凡是遭废斥的太子，没有一个得到善终；然而，废弃皇太子的人君于事情过后也没有不后悔的。自从囚禁胤礽之后，朕心中每天都不能平静。特别是朕生病以后，更加想念胤礽，每召见一次，胸中疏快一次。”尔后，又当着众人之面语重心长地对胤礽说：朕现今释放你，你应当感念朕恩；有人说你不好，你不要与之为仇。大凡规劝过你的人，就是你的恩人；对你阿附顺从的人，恰好正是陷你于非的人。列祖列宗留下的江山基业，你要百倍爱惜。殷商元老伊尹曾经放逐不理朝政的国王太甲，结果太甲悔过自责，尽改前非，成为一代明主。有过何妨？改了就好。今日在场的各位大臣都是我所简用，足堪信任，你要一心一意地依靠他们。你如果遵照朕这番话办事，固然是朕的福气，也是你的福气，亦是大家的福气。朕只希望你洗心革面，改弦易辙，努力学习性理诸书，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如果仍不悛改，重犯错误，那就是不可救药，自趋死路了。
胤礽的复出使得最高统治集团各方的矛盾暂时得以缓解，康熙皇帝的心理压力顿时减轻，病情也迅速好转。康熙四十八年(1709)二月，复出后的胤礽又第一次随同皇父巡幸畿甸，开始参加朝廷中的活动。康熙皇帝看到再次立储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同年三月初九日，遣官告祭天地、宗庙、社稷，复立胤礽为皇太子。次日又命大学士温达、李光地为正使，刑部尚书张廷枢、都察院左都御史穆和伦为副使，授胤礽皇太子册宝。同日以礼部尚书富宁安为正使，礼部侍郎铁图为副使，授皇太子妃册宝，复封其为皇太子妃。
其实，在康熙皇帝看来，胤礽并非理想的皇太子人选，只是因为形势所迫，他才不得已重新恢复其皇太子的地位。按照康熙皇帝的标准，皇太子最起码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要忠于皇父，不能另立中心；二要为人仁义，将来为政清明；三要孝友为怀，关爱皇父，友于兄弟。胤礽起初就是因为不具备这三条最基本的标准，才有了被废太子那段难忘的经历。然而，康熙皇帝面对诸子争储，心急如焚，在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急令众大臣举荐新太子，结果又出现了新问题，即众大臣保举皇八子胤禩。情急之中，康熙皇帝全盘托出自己的想法，胤礽才得以复出。之后，为使复出后的胤礽不再与自己在根本利益方面发生冲突，康熙皇帝先后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
第一，为充分体现立废皇太子之权在于皇帝而不在于诸臣，对揣测上意、条陈保奏之人坚决打击。囚禁之中的胤礽被康熙皇帝频繁召见之后，朝中一些势利之徒开始揣摩康熙皇帝的心理，以为废太子有复立的可能，遂各上密折，加以保举。对此，早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十一月初，他即表示：“不少情况，外间小人不知内情，见朕召见废皇太子，即揣度与再立储君有关，因此而向废皇太子献殷勤，而条陈保奏，这些都十分错误。凡事都由朕来决定，那些依附废皇太子之人，不必高兴；不依附废皇太子之人，也不必担忧，朕自有主意。”这次讲话表明，康熙皇帝绝不会让大权旁落，也不允许有人再依附胤礽，日后结成帮派，威胁皇权。因此，究竟立谁为皇太子，臣下不得插手干预，惟有康熙皇帝一人定夺。然而，充任风宪官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劳之辨却对康熙皇帝的讲话置之不理，于当年十二月上疏保举废皇太子胤礽，要求康熙皇帝从速颁布新诏，收回废太子的原来命令，敕令礼部选择吉日早正东宫，布告天下，以使天下人人尽知圣人举动，仁至义尽，大公无私。当即遭到康熙皇帝的严厉斥责：“将朕下旨已行之事作为己功，行事甚为奸诡。”随即命革其职，逮赴刑部笞四十板，逐回原籍。劳之辨不仅自讨没趣，而且连乌纱帽都给丢了。
第二，胤礽此次复出是带有附加条件的，地位很不稳固。虽然康熙皇帝将胤礽的不法行为视为胤禔镇魇所致，因此对他有所原谅，但胤礽从前纠集党羽、威逼皇权的行动，康熙皇帝却记忆犹新。只是因为康熙皇帝重病缠身，兼之以出现了胤禔、胤禩争夺储位的新问题，康熙皇帝甚为无奈，方才“将不可册立之胤礽放出”。为此，康熙皇帝在让胤礽复出填补空缺储位的同时，还多次对他加以告诫，警告他：“如不改正过失，再犯以前已经犯过的罪行，无异于自暴自弃，自趋死路。”康熙皇帝之所以这样讲，其目的仍是不想再为自己树立一个对立面。另外，胤礽复位东宫后，康熙皇帝对他仍不放心，每有巡幸，必令其随从，“使不得须臾离侧”，不使他有单独活动的机会，以免再发生什么变故。
第三，抬高诸皇子地位，限制储君权力。重立胤礽为皇太子的同时，康熙皇帝还大封诸皇子。封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为亲王；皇七子胤祐、皇十子胤䄉为郡王；皇九子胤禟、皇十二子胤祹、皇十四子胤禵为贝子。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月，又正式册封胤祉为诚亲王、胤禛为雍亲王、胤祺为恒亲王、胤祐为淳郡王、胤䄉为敦郡王。由于诸皇子政治地位提高，使他们更有资本与胤礽进行斗争。所以康熙皇帝大封诸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为了限制储权。
但是胤礽复位之后，皇权与储权的斗争又重新开始，原先的太子党又重新集结在胤礽周围，侵吞康熙皇帝的权力。其党徒有步兵统领托合齐、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都统鄂缮、迓图、副都统悟礼等人，大学士嵩祝也倾向于胤礽。康熙皇帝对此深有察觉。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康熙皇帝在御临畅春园大西门内箭厅时对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文武大臣说：“今国家大臣有为皇太子而援结朋党者，诸大臣皆朕擢用之人，受恩五十年矣，其党附皇太子者，意将何为耶？”并召鄂缮、耿额、齐世武查问，但他们都矢口否认结党。康熙皇帝不容他们抵赖。因为耿额原为索额图的家奴，康熙皇帝气愤地说：“索额图之党竟不断绝，俱欲为索额图报复”，“若不惩治，将为国之乱阶矣！”当场下诏将鄂缮、耿额、齐世武、悟礼锁拿审问。不过，在这次审问中，康熙皇帝并没有抓住他们结党的确凿证据。次年四月，户部书办沈天生等人串通户部员外郎伊尔赛，包揽湖滩事例额外多索银两案发后，词连齐世武、托合齐、耿额等人曾涉嫌太子党一案。康熙皇帝下诏令宗人府、内阁会同刑部详审，并特别谕示：“若或巧辩，尔等即行刑讯。”结果查出齐世武受贿三千两，托合齐受贿二千四百两，耿额受贿一千两。为此，康熙皇帝对他们做出严肃处理，与主犯沈天生、伊尔赛一样，俱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与此同时，也开始对胤礽进行指责：“诸事皆因胤礽。胤礽不仁不孝，徒以言语、货财嘱此辈贪得谄媚之人潜通消息，尤无耻之甚！”皇、储矛盾又重新激化起来。
与此同时，储君与诸皇子之间的矛盾也重新激化。由于胤礽有过一次被废前科，在全国臣民中的形象已大大降低，因而在他复出之后，有意争储的各个皇子又都把矛头对准他，使他重新成为众矢之的；同时，由于他们刚受册封，地位提高，更不将太子放在眼里；此外，胤礽有过险被夺嫡的遭遇，故对众兄弟格外戒备，时刻提防。因此，他们彼此之间的裂痕远比过去加大了。可想而知，由于诸皇子明里暗中不断活动，胤礽的皇太子地位根本不可能稳固。尤其是诸皇子利用康熙皇帝对胤礽尚存疑虑，更是抓住这一时机不放。他们的党羽也蠢蠢欲动，为其主子站脚助威。如皇八子党人揆叙利用自己的家财，并串通阿灵阿，“合谋买嘱优童下贱，每于官民燕会之所，将二阿哥（即胤礽）肆行污蔑”。所以，当时苏州、扬州等地都有“东宫虽复，将来恐也难定”的预言。被罢斥回江南老家的王鸿绪也说：“我京中常有密信来，东宫目下虽然复位，圣心犹在未定。”各种各样的舆论严重影响了康熙皇帝的视听和决策，怎么能使康熙皇帝对胤礽产生良好印象呢？
再次，重新拥有权力和地位的胤礽，也不会审时度势，并没有吸取先前失败的教训，仍摆皇太子的派头，不仅常派家奴到各省富饶之区勒索贡物和美女，而且在饮食、服御、陈设方面，较之康熙皇帝“殆有倍之”，稍不满足，就向康熙皇帝诬告当事人。康熙皇帝出于“感悦其心，冀其迁善”的目的，凡其“欲责之人，朕无不责；欲处之人，朕无不处；欲逐之人，朕无不逐”，只是胤礽“所奏欲诛之人”，由于康熙皇帝施行仁政，而“朕不曾诛”。如此一来，朝中臣工大都首鼠两端，莫衷一是：如若曲从皇太子，逢迎结党，被康熙皇帝访知，马上就会大祸临头；如若“倾心向主”，不肯曲从于皇太子，储君继位后也会遭到惩罚。因此，朝臣中流传着“两处总是一死”这句话。所以胤礽的胡作非为，不仅严重影响了康熙皇帝的权威，而且还导致政出多门，政局出现混乱。
结果胤礽复立为皇太子不过三年时间，康熙皇帝就再也不能容忍了。“自释放皇太子以来，数年之间，朕之心思用尽，容颜清减。”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712年10月29日），康熙皇帝以胤礽“自复立以来，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宏业断不可托付此人”，将胤礽拘执看守。十月下诏禁锢废太子胤礽于咸安宫。十一月十六日以再废太子事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从此，胤礽第二次成为阶下囚。
胤礽两次被废给了康熙皇帝以极深的教训。如果说在初废太子之际，康熙皇帝尚将此事简单归结为胤礽个人的“不仁不孝”，那么康熙五十一年(1712)再废太子之后，康熙皇帝已经意识到皇帝与储君、储君与诸皇子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实际上是一场权位之争，这时的康熙皇帝已经发现，皇、储之间的矛盾所以不能根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三十多年前自己所定的建储制度不完善，从而导致皇、储对立，储权侵犯皇权。此后，已经年逾花甲的康熙皇帝不仅更加关心自己身后继嗣的人选问题，而且更多地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册立合适的皇太子，通过什么方法处理好皇权和储权的关系。
三 艰难探索
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胤礽再度被废后，康熙皇帝本人处境也十分被动。太子两立两废，变来变去，使得广大臣工对他的各种决定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大大影响了自己的威信；同时，由于太子再度被废，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又有复起之势。而就当时争夺储位颇用力的几个皇子看来，哪一个也不是理想的人选。如果勉强凑合，将其中一个立为皇太子，除了将会再给自己树立一个对立面之外，还可能引起更多的矛盾，决不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面对这种形势，康熙皇帝极觉困惑，内心十分痛苦。为此，他前思后想，自己在立储过程中，究竟是什么地方、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怎样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为什么太子幼小时是那样可爱，年龄一大，开始从政就变了模样？为什么一废太子，诸皇子就将平时温良恭俭让的行为弃置一旁，急不可耐地参加到争储活动之中来？为什么太子被废之后即显得既仁且孝，而一旦复出，就又变成一副凶恶嘴脸？由本朝而上溯前朝，他又发现，皇帝和储君的矛盾带有普遍性。为什么公开立储、立嫡立长见之儒家经典而人们却往往不遵守？是儒家经典不适用于实际政治，还是人心不古？如果说它不适用于实际政治，为什么两千年来帝王、士大夫以下皆奉为圭臬？如果说是人心不古，为什么在儒家经典产生之前及其产生的同时代，违犯儒家经典规定而行弑逆篡位之事又史不绝书？他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极其艰难的探索。同时，为了防止自己的威信进一步下降，并制止诸皇子之间的争储斗争再度重演，康熙皇帝一反以前的立场，对于立储一事表示了相当消极的态度：禁言立储，并且不立皇太子。
虽然如此，眼见老皇帝年逾花甲，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臣下建言立储者还是大有人在。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再废太子不过四个月，左都御史赵申乔陈奏，“皇太子为国本，应行册立”；康熙五十六年(1717)五月，又有大学士王掞密疏请立皇太子，“密折凡数千言”；同年十一月，康熙皇帝重病之中，大学士王掞及御史陈嘉猷等人又再次上疏，请立皇太子。不久要求立储的队伍进一步扩大到了大学士、九卿，康熙五十七年(1718)正月，大学士、九卿等缮折具奏“皇太子系天下根本”，“现今题奏之事，即可命皇太子在皇上左右，禀承皇上谕示，赞襄办理，候圣躬大安，再亲几务”；二月，又有九卿、詹事、科道等一般官员以立储一事缮折请旨；康熙六十年(1721)二、三月间，大学士王掞及监察御史陶彝等十二人又乘康熙皇帝在位六十年寿诞之际提出：“建储一事，尤为巨典，恳皇上独断宸衷，早定储位。”而且由于受传统立嫡立长建储观念的影响，其中不少人的立储目标仍然是废太子胤礽。如康熙五十七年(1718)正月，康熙皇帝重病之中，翰林院检讨朱天保即在其父、原工部右侍郎朱都纳的唆使下公开上疏，请复立胤礽为皇太子。
对这些建言立储的臣工心理加以分析，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受传统立储观念影响过深，眼见康熙皇帝年老多病而又迟迟不立皇太子，对于大清王朝的未来前途表示忧虑。如康熙五十七年(1718)康熙皇帝大病之中八御史上疏请立储；康熙六十年(1721)三月，监察御史陶彝等十二人上疏请立储，大致都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情况则是窥伺时机，进行政治投机。有的大臣看到康熙皇帝年迈体衰，余日无多，建储一事必定作为头等大事日夜加以考虑，因而千方百计地刺探消息，投其所好，以上疏请立储为名，推举在他们看来是康熙皇帝的意中人做皇太子，以博他日之荣华富贵。康熙五十二年(1713)春癸巳科会试考题为“放太甲于桐宫”。太甲是商汤之孙，即位后纵欲败度，大臣伊尹谏之不听，遂将其流放于桐。三年后太甲悔过，伊尹复将其迎归，授之以政，从而成为一代明主。看到这个题目，一些人欣喜若狂，自以为已经猜测到并洞悉了康熙皇帝的内心隐秘：原来康熙皇帝两废太子胤礽并非真废，而是他的一种教育方式，尔后再行传位啊！在这种投机心理的支配下，康熙五十六年(1717)和五十七年，大学士王掞、翰林院检讨朱天保先后上疏，请立皇太子。其中王掞奏疏虽颇含蓄，但康熙皇帝一看就知其意之所在；而朱天保的奏疏则不加任何掩饰，“请复立胤礽为皇太子”，并称其“圣而益圣，贤而益贤”。
而此时此刻，已经吃尽了立太子苦头的康熙皇帝再也不想立皇太子了。最初对于臣下建言者，他还正面加以开导和解释，向他们介绍历史经验，说明不立太子比立太子天下更太平，立太子关系重大，必须慎重从事。同时他还注意到立太子之弊，认为如立太子，太子地位特殊，必然会产生骄纵奢侈恶习。再有，由于在皇帝之外另立中心，也影响国家事务的处理。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在左都御史赵申乔疏奏立太子时，他就解释说：“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亦未预立皇太子。汉、唐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事者。……今众皇子学问、见识不后于人，但年俱长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即使立之，能保将来无事乎？”“建储大事，朕岂忘怀？但关系甚重，有未可轻立者。昔立胤礽为皇太子时，索额图怀私倡议，凡皇太子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注几与朕相似，骄纵之渐，实由于此，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今欲立皇太子，必能以朕心为心者方可立之，岂宜轻举？……太子之为国本，朕岂不知？立非其人，关系匪轻。”后来，康熙五十七年(1718)大学士、九卿疏请立储，他又诏令他们“裁定太子仪仗”，显然即使再立皇太子，也要对其权力、仪仗加以限制。再后来，康熙皇帝越来越倾向于不立皇太子，臣下建言立储者，不是寻找借口拖延不办，就是加以申斥，甚至还施以处罚。如康熙五十七年春，康熙皇帝因为身体不好，连遗诏都已预先公布，惟独对于立太子一事却绝口不提。这时继大学士、九卿之后，又有九卿、詹事、科道以立储事缮折请旨。对此，康熙皇帝非但不予采纳，反而指责臣下将立储大事视同儿戏，于皇太后丧期之中“乃将大庆之事渎请”。康熙六十年(1721)三月，大学士王掞及监察御史陶彝等十二人再次建言立储，康熙皇帝又大发雷霆，指斥王掞“意欲动摇清朝”，并威胁他们说：“朕并无诛戮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无如之何。”尔后又将王掞之子王奕清以及其他所有建言者一并作为额外章京发往西陲。
对于怀有个人动机而疏请立储者，康熙皇帝更加不能容忍。康熙五十七年(1718)春，翰林院检讨朱天保在其父朱都纳唆使下上疏要求复立胤礽为皇太子。事发后康熙皇帝亲加刑讯，了解到他们“希图侥幸，取大富贵”，即刻将朱天保、戴保正法，其父朱都纳等人犯永远枷示，“伊等妻子，俱入官”。对于大学士王掞，因为职位尊崇，不便加诛，康熙皇帝也一再追问其奏疏是否泄露于人，是否有意进行政治投机，并利用一切机会对其本人甚至其先祖都加以指斥。同时针对这些建言臣工提出的“命皇太子在皇上左右，禀承皇上指示，赞襄办理”的建议，他也严词拒绝，明白表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天下之事，岂可分理乎？”对于臣下普遍关心的他身后的具体继嗣人选，他也只是笼统地表示：“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做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断不致赔累尔诸臣也。”但他所定的储君究竟是谁，十来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没有公开。
总之，在处理臣下建言立储问题上和处理其他问题大大相反，康熙皇帝的态度一直十分固执，甚至还给人以专横之感，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他的这一态度，和康熙五十一年(1712)前皇、储矛盾，诸子争储所导致的混乱局面相反，整整十年的时间里，政局反而安定下来。可以说通过与臣工传统立储观念的斗争，康熙皇帝逐渐意识到以前立、废太子各种做法的错误，并就此进行了艰难的探索，萌发了秘密立储的思想火花。只是由于时代和环境局限，他的这些思想火花未臻成熟。然而雍正皇帝继位后，却将这一可贵的思想火花捕捉过来，并将其加以发展，制定了颇为健全的秘密立储制度，从而为清朝统治的长治久安和中国古代立储思想和制度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康熙五十一年(1712)再废太子后，在康熙皇帝禁言立储并进行艰苦探索的同时，由于康熙皇帝年已老迈，面对已经空缺的储位和即将空缺出来的皇位，诸皇子无不垂涎三尺，并再次积极投入营求储位的争斗之中。不只原先争储斗争中失利的废太子胤礽、皇八子胤禩如此，即使原先未曾公开营求储位的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九子胤禟、皇十四子胤禵也都先后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鉴于康熙皇帝一再禁止诸皇子营求储位，他们活动大多十分秘密。其中废太子胤礽是这一队伍中的重要成员。康熙五十四年(1715)准噶尔台吉策妄阿拉布坦兴兵内犯，康熙皇帝以富宁安督兵往讨。胤礽得知此事后，即在囚所用矾水写信，通过为其福晋看病的医生贺孟頫转交正红旗满都统、公普奇，希望他出面向康熙皇帝保举自己为大将军，率兵西征，以图东山再起。与此同时，因此前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曾经说过他“灾星未脱”，因而他也经常打听哲布尊丹巴何时来京。当年十一月，他的这些活动被揭发出来，康熙皇帝即刻将贺孟頫处斩监候，普奇照前拘禁。其后又利用一切机会对胤礽多次加以指责，表示无意再立胤礽。他说：“二阿哥两次立为皇太子，教训数十年不能成就。朕为宗社及朕身计，故严行禁锢。所以不杀者，恐如汉武帝之后悔，致后人滋以口舌也。朕并无可悔之处，见今时常派人探视，赉赐嘉物，其子朕为抚养，凡此皆父子私情，不能自已，所谓姑息之爱也，人何得以此生疑也？”因此尽管胤礽活动甚为积极，又担任储君多年，有着一定的影响，不少大臣也为他复出四处奔走，但三十多年来，他的所作所为早已使康熙皇帝伤透了心，他的谋求恢复储位的活动最终仍以失败而告终。
初废太子之后，皇八子胤禩曾是争储斗争中的主要角色。后来虽因遭到康熙皇帝的打击而有所收敛，但是，康熙皇帝再废太子又给他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在他看来，他有被廷臣推举为皇太子的光荣历史，胤礽再度被废，储位当非他莫属。因此，康熙皇帝再废太子之初，他就试探着问康熙皇帝：“我今如何行走，情愿卧病不起。”初废太子后，康熙皇帝本来是为了防止胤禩争夺储位而将胤礽复立为皇太子，现在胤禩又存此非分之想，康熙皇帝当即对他严加指斥：“尔不过是一贝勒，何得奏此越分之语以试朕乎？伊以贝勒存此越分之想，探视朕躬，妄行陈奏，岂非大奸大邪乎？”为图报复，在康熙皇帝外出打猎时，胤禩不但不赶赴随行侍候，反而遣人向康熙皇帝进上“将毙之鹰”，把康熙皇帝气得要死，对他进行了更加严厉的公开指责，说他是“辛者库贱妇所生，自幼心高阴险”；再次废掉太子之后，“仍望遂其初念，与乱臣贼子等结成党羽，密行险奸，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曾为人所保，谁敢争执？遂自谓可保无虞矣”。康熙皇帝还将胤礽和胤禩作了一番比较，说：“二阿哥悖逆，屡失人心，胤禩则屡结人心”，“此人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也！”并因此担心，“朕恐后日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胤禩者。若果如此，朕惟有含笑而殁已耳。”他气愤地表示：“自此朕与胤禩父子之恩绝矣！”同时他还对胤禩本人及其党羽分别打击和处罚，将胤禩的奶公雅齐布夫妇捕拿正法，胤禩手下太监冯进朝等人也被当众夹讯。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康熙皇帝又以胤禩“行止卑污，凡行走处俱懒惰不赴”而停发他及其属下护卫官员的俸银俸米；同年十一月，又以胤禩与其门客何焯往来诡秘，超逾常格，将何焯的翰林院编修并进士、举人头衔一概革去。在康熙皇帝的打击下，胤禩争储的活动由公开转入秘密。他依靠死党，到处拉拢人，并散布自己生辰八字是庚戌、己丑、丁未、壬辰，与前代帝王相同，有君主福分。虽然如此，但由于康熙皇帝对他一直极为厌恶，因而不但在考虑立储对象时将他排除在外，而且还对他防范备至。尽管他活动十分积极，但也只是无望的努力。
随着形势发展，在康熙皇帝的严厉打击下，胤禩集团开始发生分化。原先皇九子胤禟、皇十四子胤禵都支持胤禩争储并为此而四处奔走。康熙五十二年(1713)再废太子后，眼见胤禩一再遭到康熙皇帝打击，争储无望，同时他们自己也都长大成人，野心膨胀，从而开始了各自营求储位的活动。如太子再废之初，胤禟即对其亲信何图说：“我初生时，有些奇处，妃娘娘曾梦日入怀，又梦见北斗神降。虽然如此，我心甚淡。”并要求亲信为他物色人才，说：“人材难得，你该为我留心。”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二月，皇太后病重，康熙皇帝忙得焦头烂额，胤禟却装病不参加护理，暗中继续做着他的皇帝梦，对他的亲信、西洋人穆经远说：“外面的人都说我和八爷（胤禩）、十四爷（胤禵）三人里头有一个立皇太子，大约在我的身上居多些。我不愿坐天下，所以我装了病。”同时他还收买太监陈福、李增，暗中伺察康熙皇帝动静，并令穆经远代表自己向四川巡抚年羹尧送荷包，说：“胤禟相貌大有福气，将来必定要做皇太子的，皇上看他也很重。”他的门客、礼科给事中秦道然也常在外面散布他的主公“为人宽宏大量，慈祥恺悌”。虽然如此，由于他年纪轻，在争储斗争中起步较晚，势力很小，影响也不大，因而更多的情况下，他是附和胤禩、胤禵，企图在他们当上皇太子或者继位为君后，自己能捞取较多的实惠。
在康熙皇帝再废太子后争夺储位的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是皇十四子胤禵。胤禵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与皇四子胤禛同母。康熙初废太子时，他的年龄不过二十，只是胤禩的一个附和者。再废太子后，眼见原先有望立为储君的胤禔、胤禩，不是遭到囚禁，就是受到指责，他心中萌发了希望之火并进行了谋夺储位的活动。为了争取在朝官员的支持，他礼贤下士，广泛联络，对于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大学士李光地的门人陈万策，他还“待以高坐，呼以先生”，因而在当时社会上博得了“十四爷礼贤下士”的声誉。康熙五十七年(1718)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又给了他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当年十月，康熙皇帝任命他为抚远大将军，率兵西征。为了扩大影响，对敌方形成心理压力，胤禵率军出发前，康熙皇帝亲往堂子行告祭礼，尔后，又于出师之日在太和殿向胤禵授大将军敕印，并命其乘马出天安门，诸王及二品以上文武官员齐至德胜门军营送行。同时，康熙皇帝还特准他“用正黄旗旗纛，照依王纛式样”，在军中称“大将军王”。自康熙初年以来，从来没有一个皇子膺此殊荣，因而，原先他的一党胤禩、胤禟皆认为储位非他莫属，个个兴高采烈，欣喜若狂。其间，胤禟还多次前往胤禵家，向他祝贺并赠送银两，嘱其“早成大功，得立为皇太子”。胤禟还对他的亲信秦道然等人称赞胤禵“才德双全，我兄弟内皆不如，将来必大贵”；“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得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又说：“十四爷若得立皇太子，必然听我几分话。”胤禵本人也自居不疑，他说：“皇父年高，皇太子这个差使想来是我的。”为了及时掌握京师动静，以便采取行动，临行前他还对胤禟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到达西北军营后，胤禵继续招贤纳士，数次派人礼聘著名学者李塨。同时，出于对自己前途的关心，他还通过陕西临洮知府王景灏的安排，请来算命人张瞎子为自己算命。张瞎子当面奉承他的命相是“元武当权，贵不可言，将来定有九五之尊运气，到三十九岁就大贵了”。胤禵更加高兴，特地赏银二十两。康熙五十九年(1720)胤禵督率大军入藏，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但在次年回朝入觐时，康熙皇帝并未将他册立为皇太子，而是令他再回军营，继续经营西疆。胤禵本人“立了大功，早正储位”之愿未遂，甚觉不悦。其党人也颇感失望，并说：“皇父明是不要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后难于安顿他。”所有这些史料证明，再废太子之后，皇十四子胤禵也参加到争储斗争之中，且是其中最为积极的一个。
在当时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中，还有一个不大引人注意的角色是皇三子诚亲王胤祉。康熙初废太子之前，他即开始盛邀康熙皇帝至他府邸进宴。但当时，他和皇太子胤礽关系较好，大约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盛邀康熙皇帝赴宴，一是作为年长皇子看到父亲心境不好，为其抒心开怀，以尽人子之情；二是如有机会，也为康熙皇帝和胤礽父子之间矛盾做些调和工作。康熙五十一年(1712)再废太子，前此，皇长子胤禔即已拘禁，在当时诸皇子中，胤祉以齿序长，按照传统建储观念，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太子自然非他莫属。大约出于这种心理，他也“希冀储位”，“以储君自命”。但是他实在有点大意，更兼又是一个文化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皇帝开馆畅春园蒙养斋，命他负责编修律吕、算法诸书，他就一头扎进书堆之中。他的这种态度，虽然得康熙皇帝欣赏，但却耽误了不少时光，使得他在争储斗争中成为最小的一支势力。尔后在他发觉这一问题时，又派属下孟光祖打着他的旗号，到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广西等省活动，向各地官员赠送礼物，进行拉票活动。因为方法过于笨拙，不久便被察觉。康熙皇帝虽然气恼，但如果依例处理，那么他的所有成年儿子就没有一个好人了。兼之胤祉平素尚颇老实本分，康熙皇帝原谅了他，只将孟光祖处死了事。虽然如此，他的这个把柄却被他的政敌胤禛死死攥住不放，在胤禛即位后，即以此作为主要罪状，将他圈禁至死。
上述诸皇子虽皆希冀获得储位并都参加了康熙末年的争储斗争，然而他们大都急功近利，志大才疏，不但没有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而且举止张狂。和他们相比，皇四子胤禛则大有超越。在诸皇子争储斗争十分激烈之时，他的活动积极程度绝不亚于他人，但是“善用兵者隐其形”，他的一切活动都十分秘密，不仅康熙皇帝始终未能察觉，就是其他皇子也被蒙在鼓里。同时他还制定了一套谋夺储位的详细的纲领、计划、策略和措施，分别从几个方面入手，没有任何漏洞。一俟时机成熟，这个平时“静若处子”的雍亲王即刻“动如脱兔”，从而在诸皇子角逐储位的斗争中获取了最后的胜利。他的这些活动，本书将以“雍正继位”为题专节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综观再废太子后的政局，可以看出，一是康熙皇帝对自己以前立储活动中的错误做法有所认识并加以修正，禁言建储，不立皇太子。这些都标志着经过多次挫折之后，康熙皇帝的立储思想达到了一个新境界、新高度，但是由于受时代局限和传统建储观念影响过深，他的这种新认识还颇为模糊，不能彻底解决现实问题。二是诸皇子谋夺储位的活动有加无已，而且大多还是秘密进行，令人很难彻底查清。于是，繁忙的国务处理、艰难的理论探索以及时刻提防诸皇子的暗中非法活动，成为康熙皇帝最后十年活动的主要内容。所有这些都使原已因立、废太子而受到严重创伤的康熙皇帝的心理和身体进一步受到伤害。早在初废太子之后，康熙皇帝即“六夕不能安寝”，后来又连病数月，虽经多方调治，身体有所恢复，但由于日夜忧心，至康熙五十年代初，行年尚未到六十，却已须发皆白，身上病症也越来越多。康熙五十年(1711)五月，康熙皇帝北巡塞外，即自京师抱病而出，令人扶掖而行。康熙五十四年(1715)时，康熙皇帝因病右手不能写字，只能左手批折。康熙五十六年(1717)秋，康熙皇帝精神亦大不如前。据他自称：“朕近日精神渐不如前，凡事易忘，向有怔忡之症，每一举发，愈觉迷晕。”十一月初，又增腿膝疼痛，并因感受风寒而咳嗽声哑。这时，这个临御天下近六十年的老皇帝已觉得自己来日无多，对于前途也颇为悲观。他深怕自己的几个儿子乘他生病之机矫传皇太后懿旨而行逼宫之举；他也想到这些斗红了眼的儿子们会不会给他进鸩毒，尔后再伪撰诏书，行篡位之举；或者在他死后，将他的尸体置于乾清宫内而束甲相攻。为了维护他的一世英名，他希望死得光明磊落，而不能不明不白。他需要向广大臣民袒露心迹，对自己一生做一个总结，然后诏谕天下，让天下臣民后世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为此，早在初废太子后，他即随想随记，积之十年，至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大病之中，他将诸皇子、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员齐召至乾清宫东暖阁，颁布了情辞恳切的长篇谕旨。为了使读者了解康熙皇帝当时的心情，特译成白话，全文载录如下：
我在年轻时身体十分健壮，从不知道什么叫生病。今年春天，才得了头晕之症，身体渐显消瘦。秋天时，我行围塞外，蒙古地方水土很好，因而精力渐觉充沛，面容也逐渐丰满起来。每天骑马射箭，都不觉得疲劳。回到北京后，因为皇太后身患重病，我日夜忧劳，头晕之症又不时发作。心中有许多话，想向你们说，所以特将你们召至加以面谕。
从来帝王治理天下，没有不把尊敬上天、效法祖宗作为首要之事。敬天法祖的主要内容就是使远近宾服，让人民休养生息，让百姓普遍享受四海之利。而做君主的则要以百姓愿望作为自己的愿望，体恤群臣，子育万民，在国家没有危险时即注意加以保护，在天下未乱时即不懈地孜孜求治。不分昼夜，尽心尽力。宽严交相为用，互相补充。施政中既讲原则，又不失灵活，以图国家长治久安。自古以来各朝，以我大清取得天下最为名正言顺。我太祖、太宗起初并无取天下之心。太宗皇帝曾经率兵至北京附近，许多大臣都要求攻而取之，太宗皇帝劝止他们说，明朝和我朝虽然平素关系不好，而且目下攻之也甚为容易，但考虑到它是中原之主，因而不忍心攻取。后来，流贼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不少臣民纷纷来迎我师入关。不得已，我朝才发兵入关，剿灭李自成，入主中原。秦朝末年，项羽起兵反秦，尔后却统一于西汉，起初，汉高祖不过是泗上一个亭长而已；元末，陈友谅等纷然起兵，后来却统一于明朝，起初，明太祖不过是皇觉寺的一个和尚。我朝上靠祖宗福荫，下顺百姓意愿，从而统一全国。可见，李闯王、张献忠等乱臣贼子起兵作乱，不过是为我朝统一创造条件罢了。
现在我已年将七十，在位也已五十多年了。之所以如此，实在是上天、祖宗暗加佑护而不是我有什么德行啊！我自幼读书，对于古今道理粗略通晓。大凡帝王，各有天命和一定的福分，凡应得高寿者不能使之不享高寿，凡应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从黄帝甲子年迄今，共四千三百五十余年，其间称帝者有三百多人。但由于史料湮没，三代之事或不可全信。而秦始皇元年迄今，共一千九百六十余年，称帝而有年号者二百一十一人。在这二百一十多个帝王中，在位时间最长的就数我了。古代哲人一般都不吹嘘自己并适可而止，以保全始终。三代以后，一些帝王在位时间虽长却未留下什么好名声，一些帝王又因寿命太短而不知民间之疾苦。我的岁数很大，在位时间又长，不知后世之人对我如何评说。而就目前之事来看，又实在可以使人痛哭流涕。为此，我预先随笔自记，尚且十分担心天下之人不知我的苦衷啊！
自古以来帝王多以死为讳。后人读起他们的遗诏，觉得不像是本人的语气，并不是他们想说的话。这些大多都是他们弥留之际，神智昏聩，心腹大臣捉刀代笔所为。我则不然，现在就让你们知道我的肺腑。我在位二十年时，没有想到会活到在位三十年；在位三十年时，没有想到会活到在位四十年，现在我已在位五十七年了。《尚书·洪范》篇所载五福，一是高寿，二是富有，三是康宁，四是好德，五是善终。五福之中，以善终列于最后，是因其非常难以达到啊！现在我年已将近七十，儿子、孙子、曾孙总共一百多个，天下也大致安定，即使未能完全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几十年来孜孜求治，小心谨慎，从未松懈，数十年如一日。这些，怎么能用“劳苦”两字简单加以概括？不少前代帝王短命而死，史家论及，一般都说他们奢侈腐化，贪于酒色所致。这些都是后代书生随意加以讥讽，以致不少品行优秀的帝王，也被他们说得一无是处。我现在为那些前代帝王说句公道话：他们所以早夭，实在是因为治理天下任务十分繁重，身体无法承受的缘故啊！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能够履行这句话的臣下，只有一个诸葛亮；而作为帝王，肩负至重，无法推卸，哪里是臣下所能比拟的呢？臣下愿做官就可以做官，不愿做官也可以挂冠而去，年老退休回家，抱子弄孙，还可以过一段自在生活。而做国君的却没有此等福分，勤苦一生，从无休息。大舜虽称无为而治，但却于巡幸途中死于苍梧；大禹一生更是忙碌，以致手脚都长了厚茧，最后死在会稽。这样勤政，四处巡幸，不能有一天休息，哪里能说是崇尚无为、清静自持呢？从前人们常说，帝王当抓关键，而不必事事都抓，我以为不然。一件事不谨慎，就会给天下治理造成影响；一会儿不谨慎，也许会造成长期祸患；小事不注意，很可能影响全局。因此，我办每件事都细心谨慎，不敢贪图清闲。如果今天留下一两件事不办，明天就多了一两件事；如果明天再图安闲，所积事务会越来越多。而国家事务，件件重要，哪里能拖延不办呢？因而我处理政务，无论大小，即使奏章内有一字错误，也加以改正之后才予以发出。处理政务时不敢马虎大意，是我的老习惯。五十多年来，经常是先事防患于未然。四海之内的百姓，普遍对我加以称颂，感戴我的恩德，哪里能只抓大事、不办小事呢？
我自幼身体强壮，能够拉开十五力的硬弓，并能连续射出十三把箭。对用兵征战，我也十分在行，然而平生没有随便杀过一个人。平定三藩，扫定噶尔丹，都是我一手安排。国库帑银，如果不是出兵打仗或者赈济灾民，从不敢随意花费，因为这都是百姓的血汗啊！各处巡狩行宫，也十分朴素，每处花费，不过一二万两银子，和河工建设每次要花三百万两白银相比较，不到百分之一。自幼读书，就知道应该戒防酒色，不接近小人，因而到老也没出什么毛病。但自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后过度地伤耗精神，渐觉不及往时；再加上日理万机，都由我一人决定，经常感到心力不济，十分担心发生意外，而自己要说的话说不出来，岂不遗憾！所以我先在神智清晰之际一一说出，对自己一生为人行事加以总结，岂不是很高兴的事情吗？
凡人有生就有死，这是符合圣贤之道的大道理，并没有什么可以恐惧的。近来我身体多病，心神恍惚，身体十分疲惫，起卧行走，如无人扶持就感到困难。当年我的志向是以天下为己任，并想做到生命不息，奋进不已。现在我身患重病，怔忡健忘，心中十分害怕处理事务时以是为非，办错了事。我已为治理天下耗尽了心血，现在身体不好，吃得少，事情多，哪里能活多久？再加上天下承平已久，人习晏安，说不定哪一天国家要出大乱子。那时，我即使心有余也恐力不足，无法振作，而呻吟床榻，就是死了也感到遗憾。从前梁武帝也是个创业英雄，但至晚年为侯景所逼，最后死于台城。隋文帝也是个开创之主，但由于不知他的儿子杨广的品行，最后不得善终。又如历史上不少弑君先例，如服食毒饼，烛影斧声，都是因为事先没有发觉，从而对国计民生产生了巨大危害。从前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唐太宗定储位征求长孙无忌的意见。如此大事，不自己做主，而是问计于人。我一看到这些，就替他们感到耻辱。如果说现在有什么奸小之辈，企图在我病危之际废立自专，以期捞取荣华富贵，只要我一息尚存，是绝不肯放过这些家伙的。
我虽身为帝王，但是出生和成长过程中都没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因而从八岁即位，至今五十七年，从来不许别人妄言符瑞、祯祥。至于史册所载什么景星、庆云、麟凤、灵芝之类，以及于殿前焚珠玉、天书降于庭，更都是欺世之谈，我所不取，只是实实在在地处理国家政事而已。近来臣下奏请建立储君，分理国事，无非都是怕我死去。死生是人之常情，我并不忌讳，只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人之手。十年以来，我将自己一生为人行事、所思所想都亲笔书写，严加封存，至今尚未写完。像立储这样的大事，我哪里会忘记呢？君主责任重大，如果让我放下这副担子，好好休息，肯定可以增加年寿。你们都受我深恩，有什么法子让我放下这个担子啊？我现在心血耗尽，勉强支持，万一耽误国家大事，五十七年来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岂不可惜？这些都是我的肺腑之言。每次看到老臣引年乞休，我都要落泪。你们还有退休之日，我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呢？只要让我休息十天半月，身体略为复原，我的高兴心情，哪里是言语所能形容的呢？如果那样，我再活上几十年，达到宋高宗那样的岁数，也是可能的。我到五十七岁时才有几根白胡须，有的人向我进献乌须药。我笑着推辞道，从古以来，历代帝王能活到长出白胡须的有几个人？如果我须发皆白，不是千秋佳话吗？康熙初年和我一同在朝的如今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后进新升之臣下，也大都白了头发。我在位时间已经够长了，应该知足了。我位居天下之首，占有四海之富，无所不有，没有尚未经历过的事情。到了老年，一刻也不能休息。在我看来，扔掉这个君位不过像脱掉一双旧鞋，放弃富贵荣华就像扔掉一把沙土。如果在我有生之年天下太平，我的意愿即已满足。希望你们大小臣工千万不要忘记我这个五十余年太平天子的反复叮咛，那么，我一生中便再无他求了。
这道谕旨我已准备了十年之久，如果将来有什么遗诏，也无非就是这些话。我把心里话都毫无保留地掏给你们，此后我就不再重复了。
此道谕旨颁布之后，因为又逢皇太后病重去世，康熙皇帝忧劳焦急，身体更加消瘦，双脚浮肿，病卧床上七十余日，不能行走。一直到次年春季，气候渐暖，病情始显好转，开始处理各种国务。虽然如此，但毕竟老境来临，总的情况是一年不如一年，如康熙五十七年(1718)时，康熙皇帝说自己稍微早起就“手颤头摇，观瞻不雅，或遇心跳之时，容颜顿改”。康熙五十八年(1719)四月，他又说自己“气血渐衰，精神渐减，办事颇觉疲惫，写字手亦渐颤”，当年冬至祭天，因足疾未愈，诏令皇三子诚亲王胤祉代行祭天之礼。康熙六十年(1721)春，更增“易倦善忘”之症。冬至祀天，又下诏命皇四子雍亲王胤禛代行礼。尽管如此，康熙皇帝仍然一本初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春巡视畿甸，察吏安民；夏天又北巡塞北；九月底回到北京后，又忙于处理各种政务。就是在疾病折磨和繁忙的政务处理中，康熙皇帝一步一步地走近了自己生命的终点线。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月二十一日，巡视塞北返京不过二十几天，康熙皇帝又赶往南苑行围。因为多日劳累，身体更加虚弱，兼以时值隆冬，气候寒冷，康熙皇帝感受风寒。十一月初七日康熙皇帝回驻畅春园治疗疾病。按照惯例，十一月十五日冬至节时，康熙皇帝须亲往南郊举行祀天大典。因为生病，他下诏命皇四子胤禛代行祀典并令其预先斋戒。多年以来，康熙皇帝一直疾病缠身，却都闯了过来，因而对于此次伤风并未在意，而是照常处理各种政务。这月初十、十一、十二，胤禛在斋戒期间，曾经连日派遣太监、侍卫问候康熙皇帝病情，他也只是随随便便地回答“朕体稍愈”。谁知就是这点大意断送了他的性命。十二日深夜，康熙皇帝病情急剧恶化。夜半刚过，急召皇四子胤禛于斋所，命其速赴畅春园，南郊祀典改派公吴尔占恭代行。同时又召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皇七子淳郡王胤祐、皇八子贝勒胤禩、皇九子贝勒胤禟、皇十子敦郡王胤[插图]、皇十二子贝勒胤祹、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等人齐至御榻之侧，将多年以来秘而不宣的立储人选告诉了他们，谕令他们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为人行事都符合朕的心愿，一定能够挑起治理天下的重担。兹以他继朕为君，即皇帝之位。”这些话刚刚说完，皇四子胤禛也自斋所赶至，趋前请安。康熙皇帝又告以数日以来自己病势日增之况。眼见皇父已被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十分痛苦，胤禛饱含热泪，对皇父进行了一番劝慰。至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子时，这个为大清王朝的昌盛和繁荣奋斗六十多年的一代英主康熙皇帝，满怀着对他的江山和子民的无限眷恋之情告别了人世，在位六十二年，终年六十九岁。
当夜，在康熙皇帝诸子与理藩院尚书、步兵统领隆科多的严密护卫下，康熙皇帝的遗体从畅春园移回紫禁城乾清宫。为了防止国丧期间可能发生的各种变乱，下令关闭京城九门。十六日，向全国颁布康熙皇帝遗诏，其内容和康熙五十六年冬预作遗言大致相同，只是增加了继承人和丧事遵照礼制办理两条。十九日，胤禛以登基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坛，京城开禁。二十日，胤禛御太和殿登基，受百官朝贺，改明年为雍正元年。二十八日，为康熙皇帝上尊谥为“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庙号“圣祖”。十二月初三日，将其遗体移送景山寿皇殿。雍正元年(1723)四月，雍正皇帝胤禛亲送康熙皇帝灵柩至遵化山陵，安放享堂。九月，雍正皇帝胤禛再往遵化，将康熙皇帝灵柩安放景陵地宫。从此，这个对于中国古代社会进步产生过重要推动作用的一代英主康熙皇帝，便长眠于景陵之下的地宫之中。
四 雍正继位
康熙皇帝的去世虽然为其一生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在他死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他在位期间开始的诸皇子争夺储位以至最高权力的斗争仍在继续，为使读者详其首尾始末，于此特设“雍正继位”一节，以为本章之末篇。
雍正皇帝胤禛在位期间，虽然功业彪炳，不亚乃父；他死之后，有关他的传说也是家喻户晓，童叟皆知；在各种历史著作中，他更是史家讨论的重点，或褒或贬。然而，在他即位之前的康熙时期，尤其是康熙末年诸皇子进行激烈的争储夺嫡斗争之时，在时人心目中，有望继位的只是皇太子胤礽、皇长子胤禔、皇八子胤禩、皇十四子胤禵等三四个风云人物，对于皇四子胤禛，则普遍不大关注，印象比较淡漠。谁也不曾想到，这个默默无闻的雍亲王，竟在康熙皇帝临危之际，金口玉言，由他嗣位为君。康熙皇帝为何对其独加青睐？而作为角逐帝位斗争中的一匹黑马，胤禛又是玩弄了什么手法，使自己一夜之间便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并让其他所有对手中箭落马，一败涂地？其实，如果对康熙季年有关史料详加分析，即可看出，胤禛所以在储位之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并非出于偶然，而是他多年以来苦心经营的合理结果。
胤禛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是康熙皇帝的第十一个儿子。因为在他出生前后，他的七个兄长皆在童年早夭，按照后来的皇子排列次序，他便成为皇四子。他的生母是乌雅氏，在他出生之时，还只是个一般宫人，因为生子有功，进位德嫔，不久又晋升为妃。胤禛幼年时期，康熙皇帝的孝懿仁皇后因为无子，将他抚育成人。孝懿仁皇后是一等公佟国维的女儿，康熙皇帝生母慈和皇太后的侄女，康熙末年担任理藩院尚书、步兵统领隆科多的姐姐。可以想见，这段经历和关系与他在几十年之后的发达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青少年时期，在康熙皇帝的关心下，胤禛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学习内容包括满汉蒙文字、经史、骑射等许多科目。年龄稍长，又随从康熙皇帝巡幸各地。十九岁时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又以胤禛掌管镶红旗大营，经受军旅生活的锻炼。同时为了培养他的行政才能，康熙皇帝还先后派给他一些临时性差使，并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封他为贝勒。就是通过这些学习和实践，胤禛掌握了日后治理天下所必需的文化、历史知识，具有了一定的行政才干，在满族皇室中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从而为他后来参加储位之争以及最后打通通向最高权力之路准备了条件。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在胤禛步入而立之年时，发生了康熙皇帝废掉皇太子的重要历史事件。对此，皇长子胤禔、皇八子胤禩这些平素早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的皇子欣喜若狂，并且都毫不犹豫地投入到竞争储位的斗争。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和这些手足同胞相比较，胤禛显得更为成熟。他深知虽然康熙皇帝和胤礽父子矛盾由来已久，然而由于皇父向来为人仁慈宽容，尽管在气头上采取了一些十分激烈的行动，但事情过后，念及父子之情，必然会改变态度；况且多年以来，在诸多弟兄同胞中，自己并非十分引人注目，太子被废对自己没有好处，确定皇太子暂时也轮不到自己头上；兼之以康熙皇帝宣布废掉皇太子是在北巡塞外期间，恰好在此期间，胤禛奉命留京办理事务，未曾陷入这场斗争。因而对于此次事件，胤禛采取了调和的态度。他一方面力劝康熙皇帝息怒以保重身体，并全面考虑事情的影响和后果；另一方面，对于废太子胤礽，他也不落井下石，而是在不使自己卷入斗争漩涡的前提下，有机会时便为胤礽说上几句好话。如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中旬康熙皇帝进京后，将胤礽拘押上驷院，他自己则撰拟废弃皇太子的告天文书，写好后交给负责看管胤礽的皇长子胤禔、皇四子胤禛、皇九子胤禟，让他们交给胤礽过目。胤礽看过之后，对他们说：我的皇太子是皇父给的，皇父要废就废，何必告天？胤禔将此话转奏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听后说：做皇帝是受天之命，这样的大事怎么能不告天？胤礽如此胡说，以后他的话就不必转奏了。胤禔将这道谕旨传给胤礽，胤礽又说：“皇父若说我别样不是，事事都有，只弑逆的事，我实无此心，须代我奏明。”胤禔以康熙皇帝有言在先，拒绝代奏。这时皇九子胤禟向胤禛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似应代奏。胤禛即不顾胤禔反对，将此上奏康熙皇帝。本来康熙皇帝废掉皇太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怀疑他企图加害自己，现在听到此话，立即下令除去胤礽项上锁链，同时对胤礽的敌对态度也大大缓和下来。
在有分寸地为胤礽开脱的同时，胤禛也极力避免触怒胤礽的政敌胤禔、胤禩一伙人，以免被他们视为太子党。他明明知道康熙废掉皇太子前后，胤禔、胤禩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但他却不向康熙皇帝揭发。在康熙皇帝回心转意，对胤礽态度缓和下来后，想起胤禛顾全大局的做法，当众称赞他“性量过人”，“深知大义”，“洵为伟人”。这时，胤禛却矢口否认他曾为废太子说过好话，并说：“皇父褒嘉之旨，儿臣不敢承受。”对于胤禔、胤禩公开跳出来竞争储位的做法，他既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对。同时，他自己也一再表示无意营求储位。正是这种态度，在康熙皇帝初废太子的风波中，他既未像胤礽、胤禔、胤禩一样受到康熙皇帝的严厉打击而声名大损，也未像其他年幼皇子一样唯唯诺诺，无所表现。因而，康熙四十八年(1709)他和皇三子胤祉、皇五子胤祺一起受封为亲王，政治地位大大上升，成为在这场政治风波中获取实惠最多的一个皇子。
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康熙皇帝颁旨再废皇太子。同时为了防止诸皇子争储斗争再度重演，康熙皇帝明谕不立储君，并禁止臣下就此建言。这时由于政治地位的提高，胤禛的政治野心也进一步膨胀，并直接投入了争夺储位的斗争。他深知自己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绝不是一个忠臣孝子所当为，因而他的活动十分秘密。同时他还超出对手之上，制定了一套争夺储位的详细的纲领和计划。所有这些详见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时他的藩属亲信戴铎写给他的密启。该密启云：
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奴才虽一言而死，可以少报知遇于万一也。谨据奴才之见，为我主子陈之：
皇子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论者谓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而不知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者。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前毫无所疵，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昔者东宫未事之秋，侧目者有云：“此人为君，皇族无噍类矣！”此虽草野之谚，未必不受此二语之大害也。奈何以一时之小忿而忘终身之大害乎？
至于左右近御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礼也。一言之誉，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谗，即可伏祸之根。主子尊老敬贤，声名实所久著，更求刻意留心，逢人加意。素为皇上之亲信者不必论，即汉官、宦侍之流，主子似应于见面之际，俱加温语数句、奖语数句，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彼已感激无地矣。贤声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论谁得而逾之？至于各部各处之闲事，似不必多于与闻也。
本门之人，受主子隆恩相待，自难报答，寻事出力者甚多。兴言及此，奴才亦觉自愧。不知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益必有一损，受利受益者未必以为恩，受害受损者则以为怨矣。古人云：不贪子女玉帛，天下可反掌而定，况主子以四海为家，岂在些须之为利乎？
至于本门之人，岂无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椟中，珠沉海底，即有微长，何由表现？顷者奉主子金谕，许令本门人借银捐纳，仰见主子提拔人才之至意。恳求主子加意作养，终始栽培，于未知者时为亲试，于已知者恩上加恩，使本门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俾在外者为督抚、提镇，在内者为阁部、九卿，仰藉天颜，愈当奋勉，虽未必人人得效，而或得二三人才，未尝非东南之半臂也。
以上数条，万祈主子采纳。……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也！否则稍为懈怠，倘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我主子之才智德学素俱，高人万倍，人之妒念一起，毒念即生，至势难中立之秋，悔无及矣！
戴铎的建言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他看来，康熙皇帝再废太子之后，争夺储位的诸皇子谁策略得当、活动积极，谁就可以取得胜利。因此在建议胤禛积极参与争储活动的同时，还要求他注意策略。对上要想尽一切办法，取得康熙皇帝的宠爱和信任；对下则要以废太子凌虐兄弟为鉴戒，处理好兄弟关系。除此之外，还要不露声色地联络百官，其中尤其是要大力扶持雍邸自己的嫡系，并将他们安插于各级要职，为夺取天下奠定组织基础。可见戴铎这一密启为胤禛参加争储斗争制定了详细的纲领、策略和措施。对此胤禛极为重视，赞之为“金石”之言，并且按照这些建议，参加到争夺储位斗争的角逐之中。在按照这一计划进行活动时，康熙皇帝始终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对象。十来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极表顺从孝养之意。对康熙皇帝交给自己的所有事务，他都尽心尽责地努力完成。同时考虑到康熙皇帝晚年心境不好，家庭生活不幸福，他还在康熙皇帝诞辰或闲暇之日，邀其临幸圆明园或热河避暑山庄狮子园，举行家庭宴会。席间，父子、翁媳、祖孙欢聚一堂，同座共饮。宴会之后，又请老皇帝赏花或逗孙为乐，让他享受一些天伦之乐。这样，尽管当时康熙皇帝不建储君，但在虑及身后之事时，至少已将胤禛作为一个候选目标。对于与自己一起竞争储位的几个对手，如皇三子胤祉、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四子胤禵等，虽然内心对他们恨入骨髓，但在表面上绝不拆台。同时为了迷惑政敌，他还有意与一些僧衲往来，并自我标榜为“天下第一闲人”，以表示自己与世无争。而背后，他的主要精力都用于从组织上扩大自己势力。为此，他不顾康熙皇帝不许结党的训示，千方百计地招揽官员，有时甚至达到卑辞重礼、不顾身份的地步。经过数年苦心经营，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小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有川陕总督年羹尧、湖广提督魏经国、副都统常赉、四川布政使戴铎、河南开归道戴锦、兰州府同知沈廷正、清江理事同知马尔齐哈、内阁中书博尔多、步兵统领隆科多、皇十三子胤祥等等。这个集团人数虽不算多，但活动能量却大得出奇。在胤禛指使下，他们经常出入大学士、九卿、六部官员之门，向他们进行游说，甚至还将康熙皇帝十分信任的大学士李光地也拉到自己一边。兼以其中一些人如年羹尧、隆科多又身处要津，在当时就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正是在这些艰苦细致工作的基础上，胤禛才在康熙皇帝死后顺利地继位为君，在康熙末年的争储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因为胤禛在即位之前十几年的时间里曾和他的几个政敌进行过激烈的明争暗斗，因此，在他继位为君之后，那些失败的对手怀着失望、忿懑的心情制造了不少有关他争储篡位的传言，并通过各种方式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以发泄自己的不满。这些传说，当即由时人载入笔记，之后又由史家载入历史著作，文人演绎成小说，成为聚讼不决的一桩历史公案。这里依据当代史家最新研究成果对这些传言略加辨析，以使读者了解雍正继位之真相。对当时有关雍正继位的各种传言加以归纳，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一是毒杀康熙皇帝自立说，二是盗改遗诏自立说，三是矫旨继位说。其中第一种说法是：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病重时，“皇上（指雍正皇帝）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第二种说法是：“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胤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篡了位”。第三种说法是：康熙皇帝病中，“降旨召胤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胤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据当代一些史家研究，上述三种说法一条也站不住脚。其中第一种说法是胤禛进上有毒药的人参汤药杀康熙皇帝。而据有关史料记载，康熙皇帝在世期间，最反对喝人参汤。康熙皇帝此次生病，患的又是重感冒，感冒发烧之际，岂肯以火益火？其中第二种和第三种说法虽貌似有理，但也是由于不了解清代皇子称呼方式和诏书起草、发送程序而纰缪百出。清代称呼或书写皇子序次时，必于其前加上“皇”字，如皇四子、皇十四子之类。将遗诏“皇位传十四子”改为“皇位传于四子”固甚容易，但如将“皇位传皇十四子”中的“十”改变“于”，只会出现“皇位传皇于四子”的笑话并露出盗改遗诏的马脚，更何况当时首先写就的遗诏是满文而不是汉文，将满文之“十”字改为“于”字绝不像汉文那么容易。胤禛向来聪明过人，谅其不会干出此等蠢事。另外，为康熙皇帝起草诏书，按例由内阁撰文，交兵部所管驿站发出。隆科多只是负责宿卫，不是内阁大学士，也不是兵部堂官，无论如何，也不能一手遮天，包办一切。由此看来，上述有关胤禛篡位的各种传言和证据都是站不住脚的，至少是不充分的。胤禛继位有着其封建道德和法制意义上的合法性。
胤禛继位虽使虚悬十载的国本问题得到了最后的解决，但是，由于他是在诸皇子角逐储位斗争中登上帝位的，因而在他即位之初，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当时情况下，至少有两件事是当务之急：一是为康熙皇帝办好后事，二是确立自己的统治。为此康熙皇帝去世的当夜，他即在隆科多等人的严密保护下自京西畅春园返回紫禁城。尔后胤祥以及其他皇子亦护送康熙皇帝遗体回大内，安放在乾清宫。次日大敛，发丧成服，自皇太后以及嗣皇帝胤禛以下所有满汉文武百官皆截发成服。为了防止大丧期间发生变乱，下诏关闭京师九门。十六日，颁遗诏于全国。十九日，以登基告祭天地。二十日，胤禛御太和殿登基。十二月初三日，将康熙皇帝灵柩移送景山寿皇殿。十二月初九日，二十七日服满，胤禛释去重孝，从乾清宫东庑居丧倚庐移居养心殿。经过胤禛的努力，康熙皇帝生前所担心的自己死后诸子束甲相攻、争夺帝位的现象并没有发生，雍正皇帝胤禛的最高统治地位也初步确立下来。
康熙末年，在竞争储位时，碍于当时形势，对于和自己竞争储位的对手，胤禛在表面上未曾加以触犯；即位之后，手中有了权力，这时他便开始对政敌加以打击。为了不致激起事变，全面出击显然并非上策，因此对于这些对手，他区别情况，分别加以处理。其中皇八子胤禩在皇宫和廷臣中影响都甚大，是敌对势力中的核心人物。胤禛对其先示笼络，即位之初，即封其为廉亲王，命他与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怡亲王胤祥一起总理事务，负责处理大丧期间的各种国务。对皇十四子胤禵，因为拥兵在外，对自己统治最为不利，康熙皇帝去世的次日，胤禛即降旨令其将大将军印敕暂交平郡王讷尔苏署理，火速回京奔丧。十二月间，胤禵进京后，立即将其置于半囚禁状态。不久他又将矛头指向了皇三子胤祉、皇九子胤禟，十二月间，先后下令将胤祉亲信、负责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的陈梦雷和胤禟手下太监何玉柱发遣边外，逮捕胤禟党羽秦道然。十天之后，又将胤禟也发往西宁，代替胤禵戍守西疆。尔后随着统治地位的日益巩固，对于政敌的打击也更为残酷。在他的打击下，康熙皇帝的皇长子胤禔、废太子胤礽、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皇八子廉亲王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敦郡王胤、皇十四子胤禵皆先后被拘禁。其中胤禔、胤禩、胤禟皆被迫害致死。尤为过分的是，他还下令将胤禩、胤禟分别改名阿其那、塞思黑（猪、狗之意），以示侮辱，并将两人的子孙也革除宗籍。这样，在昔日竞争储位的这些对手纷纷引颈就戮之际，雍正皇帝的个人专制统治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与此同时，在各种国务处理中，他的政治才干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针对康熙末年以来朝政废弛、吏治腐败的现象，他“竭虑殚心，朝乾夕惕，励精政治，不惮辛勤”。先后通过整顿吏治，推广奏折使用范围，制止八旗下人对旗主的私属关系，推行地丁合一、耗羡归公、养廉银，创建军机处和改土归流等重要制度、政策和法令，以一个改革者所应当具有的胆略，对当时的封建统治机构和赋役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改革，在经济上，使得当时清廷的财政情况明显好转；在政治上，也使皇权进一步强化，为乾隆时期清朝统治全盛局面的形成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在雍正皇帝的各项改革措施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所创建的秘密立储制度。作为康熙末年争储活动中的一个主要人物，雍正皇帝早就看出康熙末年争储斗争的根源在于传统立储制度不完善，从而导致了政局的混乱并严重削弱了皇权。为了防止类似情况再度出现，经过深思熟虑，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1723年9月16日），在他即位九个月后，他召集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等至乾清宫，诏谕秘密立储。按照这一规定，由他将储君人选装入密封锦匣之内，当着几位总理事务王大臣之面，将锦匣“置于乾清宫正中最高之处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直到他死之后，才允许臣下开拆；之后又另书写内容相同的谕旨一道，存放在圆明园，以为异日勘对之用。在他看来，这一决定对全国臣民而言，解除了因储位空缺而产生的危机感；对储君而言，因为并不知道自己是内定储君，当然也就不会因此而骄横不法，更谈不上敢和皇帝争权；对诸皇子而言，一不知道自己是否储君，二不知道储君是谁，想要对其进行攻讦也是无的可发；对宗室重臣而言，因为不知道谁是储君，也就无法攀龙附凤，进行政治投机。而皇帝本人却通过这一决定，在生前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处理各种国家政务，死后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旨实现国家最高权力的顺利过渡。雍正皇帝的这一规定，是对两千多年来特别是清朝开国以来传统立储制度的一个重要改革，也是对康熙晚年再废太子后禁言立储思想的完善和发展。正是这一制度的推行，使得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再次出现皇室之内骨肉相残的局面，最高权力过渡一直相当顺利，对于清朝政权的稳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尽管雍正皇帝曾经不择手段地屠兄戮弟，大大违背了康熙皇帝的意愿，但对于这一制度的制定、推行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清朝政权的稳定局面，康熙皇帝如地下有知，也会为之含笑瞑目的。
良妃的出身并不显赫，她来自辛者库，这个在清朝宫廷中专门负责杂役和体力劳动的地方。 然而，正是这个出身低微的女子，却凭借着自己的聪慧和美貌，一步步走上了宫廷的舞台。她的父亲阿布鼐虽然只是五品官，但她的家族却有着深厚的底蕴。 在康熙初年，良妃以秀女的身份进入辛者库，开始了她的宫廷生涯。
在辛者库的日子里，良妃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出身而自卑，反而更加努力地学习各种宫廷礼仪和才艺。她的美貌和才华很快引起了康熙帝的注意，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她被康熙帝选中为妃。这一消息在宫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毕竟一个出身辛者库的女子能够成为皇帝的妃子，这在当时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然而，良妃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她深知自己的地位来之不易，因此更加珍惜和康熙帝之间的感情。在康熙帝的宠爱下，她逐渐在宫廷中崭露头角，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然而，随着她在宫廷中的地位逐渐提升，她也开始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困境。
康熙帝作为一代明君，他有着自己的政治考量和权力斗争。在宫廷中，权力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良妃作为康熙帝的妃子，自然也成为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她的儿子允禩在太子之争中成为了众矢之的，这也让康熙帝对良妃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
康熙帝对良妃的宠爱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猜忌和冷漠。他开始怀疑良妃是否与其他势力勾结，试图通过她的儿子来谋取皇位。这种猜忌让良妃倍感压力，她不知道该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也不知道该如何挽回康熙帝的心。
然而，良妃并没有放弃。她深知自己的处境艰难，但她也明白只有坚持下去才有可能改变命运。她开始在宫廷中寻求支持，与一些有势力的官员建立了联系。同时，她也更加努力地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赢得康熙帝的认可。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良妃想象的那样顺利。康熙帝对允禩的猜忌越来越重，甚至开始考虑废掉他的太子之位。这对良妃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她开始怀疑自己和康熙帝之间的感情是否真的如外界所传的那般冷淡，她开始思考自己在这段感情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然而，就在良妃陷入绝望的时候，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让她重新看到了希望。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康熙帝意外地表现出了对良妃的关心和宠爱。他主动与良妃交谈，询问她的近况和心情。这一举动让良妃倍感温暖，她仿佛看到了康熙帝对她的感情并没有完全消失。
这次宴会让良妃重新振作起来，她开始更加努力地挽回康熙帝的心。 她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美貌来打动康熙帝，同时也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诚。 在她的努力下，康熙帝对她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两人之间的感情也逐渐升温。
然而，宫廷斗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良妃依然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但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哭泣和绝望的女子了，她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她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来应对各种挑战和困境，成为了宫廷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虽然良妃和康熙帝之间的感情经历了许多波折和磨难，但他们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出身如何，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境，就一定能够赢得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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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皇宫之中,除了皇帝和后宫嫔妃之外,通常还拥有数量庞大的太监和宫女,他们负责照顾皇帝一家的衣食起居和皇宫的日常管理。那么这些宫女又是从何而来呢?在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