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读史
■无毒不丈夫
原句: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
一字之差,演变成反面派的“真理”!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句话绝对是中国众多以讹传讹的话中最离谱的一个例子之一,初中生也应能轻易看出这其中的不妥之处。首先,这无毒不丈夫,就跟古人所崇尚的价值观念大大背离了。大丈夫,自然是说那些坦坦荡荡胸怀宽广的男人,什么时候恶毒阴损,暗箭伤人的这种前缀也能放在前边来形容大丈夫了?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原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
因为《论语》的这句话,有人就解读为孔子歧视女性,甚至被认为是男尊女卑的始作俑者。孔子一贯的思想是平等、仁爱,爱人如己,他怎么会歧视女人?
有人根据古文特定的语法,发现《论语》的句式多用对偶。例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所以从语法来看,这里的“女子”和“小人”是意思相近相似的词。按照“人之阳曰男,人之阴曰女”,这里的“女”其实是一个形容词“阴性的”,“女子”就是“内心阴险狡诈的人”,全句就成了:那些内心阴险狡诈、人格卑鄙龌龊的人是最难以相处的。亲近他们,他们会无礼;疏远他们,他们又会怨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孔子批判的是被“养”起来的狡诈卑鄙小人。想想什么人才能养小人?君主啊!所以这句话是指君王身边的小人。这些人,亲近了会变得无礼傲慢,远离了又会心生怨恨。
还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说这句话时的背景。孔子是在卫国之行后发现自己不仅被卫国君主欺骗了,还被卫国君主身边的小人仗势愚弄。孔子于是指责卫国君主听信身边小人:“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离开卫国之后,就发了感慨:“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那这后面一句怎么解释呢?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君主,对那些后宫没什么本事的拍马小人太亲近了,他们就会得意忘形,忘了自己的身份,开始用你的权力胡做非为,而你疏远她们吧,她们又要埋怨,是非常麻烦的事。孔子之前,妲己误国,烽火戏诸侯。孔子之后,宦官小人当道,皇后外戚乱政的桥段更是屡屡上演,不可枚数。知道了这些历史背景和人生经历,再看看孔子的卫国之行,一切都明白了。
回头想想,孔老夫子这句话多英明!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原句:“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秦伯》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是《论语》中的一句经典台词。“老百姓嘛,让他们知道那么多干什么?只要让他们做事就行了,最好都是昏昏噩噩,只知道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做就行了,不要让他们明白他们在做什么”,这句训诫不可谓不恶毒,它被千百年来中国的大小统治者奉为圭臬。正是这句话,孔老夫子更被认为是千百年来愚民政策的始作俑者。但是,这条愚民之术,真是孔子这位致力于教化人民的教育家的本意吗?
我们知道,在春秋时代的文章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后人要研读那时侯的文章,便要再经过一个“句断”的过程,即是根据上下文意思自己在句子的适当地方加上标点和停顿,这样才能得出一句句意通顺而连贯的话。在这里插一句,孔子的文章为什么被后人引用得非常多呢?这其一当然是孔子本身的名望使然,其二,则是因为他的语录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一来,后来的人无论是谁,抱着什么目的,都可以从孔子的话中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相关部分,再加以自己个人倾向的理解和句断,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比方说现在这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前文来看,我们孔老先生前边一直在讨论诗礼乐这三种东东的教育问题,可怎么后边一下子就变成去教帝王权术的训诫了呢?原来,这又是后人别有用心地断章取义,刻意在句子的中间用一个不恰当的“句断” 使这句话产生了歧义的缘故。我们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很容易就能得出这句话正确的分句方法:“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的整句话就是说,诗、礼、乐这三样东西是教育民众的基础,一定要抓好,如果人民掌握了诗礼乐,好,让他们自由发挥,如果人民还玩不来这些东东,我们就要去教化他们,让他们知道和明白这些东西。
看,谈教育谈得多深刻啊。解释如此通顺,这才贴近“有教无类”的大教育家孔老夫子的本意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原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
《易经》比较费解的是“君子以自强不息”。现在很多人都把它理解成“君子应当自强不息”。但“以”在古文里是“用”的意思。其意思应是“君子以之自强不息”,就是君子用了它以后就会自强不息。这里的“之”,就是指“天行健”。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天道的运行是最健康的,君子通过顺应这种规律,使自己变得强壮,生生不息,而不是让君子埋头苦干不松劲儿的意思。这种处世之道,在古时候几乎人人都懂,老子不是也说吗?“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原句:刑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
即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除刑罚,也不会因为是平民,就将他们排除于文明社会之外。
■三从四德
原文: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昆弟之为父后者。《传》曰:为父何以期也?妇人不贰斩也。妇人不贰斩者何也?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妇人不贰斩者,犹曰不贰天也,妇人不能贰尊也。——《仪礼·丧服》
之所以贴出那么长的原文,是要着重提醒各位,“三从”仅仅指服丧仪礼上的三从,这是最需明确的。由于今人对“四德”意见不大,就不再论述。
为了便于理解这段话,吾人须先知《仪礼·丧服》之大义。传统中国乃礼乐之邦,而丧葬礼俗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丧服”又是丧葬礼俗的一部分。所谓“丧服”就是生者为死去的亲属改变服饰以志哀悼、追念之情的礼俗。依据生者与死者的血缘亲疏关系或身份等级的不同,规定了五种等级的丧服制度系统,俗称“五服”。依此是斩衰服、齐衰服、大功服、小功服和缌麻服。同时,丧期也有三年、一年、九月、七月、五月和三月的不同。丧服与丧期在《仪礼·丧服》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能错乱或破坏。其中,斩衰之服最为隆重而且丧期也是最长的三年。一般是“子为父”、“诸侯为天子”、“臣为君”服斩衰,这一最高级别的丧服表示死者之于生者为最尊贵的人。须服斩衰的情形共有十一种,其余四种丧服亦各有若干种情形,限于篇幅与主题,这里不一一介绍。但须知,古代对丧服守制是非常重视乃至是苛刻的。如服斩衰之丧者如是现任官员,必须离职归家居丧守制,丧期结束方可复职。若国家一时离不开此人,须由皇帝下诏特批而不守丧,是为“夺情”。即便如此,往往亦被视为有违伦常,当事者承受之舆论压力不小。万历首辅张居正因“夺情”事件而险遭同僚之弹劾,即其显例。历史上因未守丧制而遭受处罚者亦时有之,此不细说。
上面一段文字,就是说明女子服斩衰之服的情形与道理的。其大意谓:
女儿出嫁了,只为其父母及父亲之兄弟服齐衰一年之丧。何以如此耶?乃因为女性不能守两个三年的丧期。何以故?男女有别也。其别乃在女子有“三从”,故其礼俗亦随之变化,无专一不变的道理。哪“三从”呢?就是未出嫁的女子跟随着父亲生活,已出嫁的女子跟随着丈夫生活,丈夫死后跟随儿子生活。所以,女子在未出嫁时,以父母为天;已出嫁之后,以丈夫为天。女子不守两个三年之丧期,犹如吾人不能同时有两个天,女子亦不能有两个最尊贵之天也。
女子未出嫁时,本来须为自己之父母守斩衰三年丧。但因出嫁,不依赖父母而生活了,斩衰三年丧即转移至夫家,若此时父母去世,则只守齐衰一年丧。然而,如果女子被夫家休弃而回到娘家,则依然要守斩衰三年丧。这里在在只关涉到丧服礼俗的问题,并未涉及到家庭生活中女子服从谁的问题。谓女子没有自由而倍受压制,皆是后之好事者望文生义、以讹传讹之辞。由于“三从”离开了具体的文本与具体的社会礼俗而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遵从”或“服从”,再加上现代人受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多从个体自由与独立的角度立论,则“三从”确乎成了女性的地狱。但这决不是“三从”之本义,在古代也没有像现代人这样来引申“三从”之义的。中国是历来重视孝道,如果夫死以后作母亲的要无条件地服从儿子,则岂有孝道可言,简直是犯上而大逆不道。这种情况在历史上鲜有发生,但儿子无条件地服从母亲的却很多,如焦仲卿按母亲的意愿而休弃心爱的刘兰芝,就是其显例之一。甚至宋太祖赵匡胤亦是依其母亲的意思,将大位传给了其弟赵光义。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
■无奸不商
原句:无尖不成商
“无奸不商”本为“无尖不商”。“无尖”的“尖”来源于古代用来度量的斗。古代米商做生意时,除了要将斗装满外,还要再多舀上一些,让斗里的米冒着尖儿,尽量让利,以博得回头客,所以叫无尖不商。也可解释为:商场如战场,必须有拔尖的智慧,才能成功。如果是奸,那世上做生意的,没一个好人了。不过现在道德一日千里地下滑,“无尖不成商”慢慢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奸不商”或“奸商”了。
■以德抱怨
原句:“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论语·宪问》
“以德抱怨”不过是孔子的一句设问,并不是结论。
原来在孔子这句”以德报怨”的后边还跟着另外一段话,什么话呢?子曰:”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孔子的一个弟子问他说:老师,别人打我了,我不打他,我反而要对他好,用我的道德和教养羞死他,让他悔悟,好不好?”孔子就说:“你以德报怨,那“何以报德”,别人以德来待你的时候,你才需要以德来回报别人;可是现在别人打了你,你就应该“以直报怨”,以正直的态度去对待人,不卑不亢,事情该咋办咋办,以一个正确客观的态度去解决。
■ 女子无才便是德
原句:人亦有言:“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 ——《隋唐演义》
这句“女子无才便是德”总是让女权运动者恨得牙痒痒的,他们以为这句话是大男人用来贬损女性的!然而事实非但不是这样,而且完全相反!中华儿女们对这句话的误会可大了!
本来这句话的上联是“男子有德便是才”,而下联才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第一句:“男子有德便是才”!这话是希望一个有为的男人,要以德行为主,以才干为辅的意思,告诫每个男子要以德行为主的意思,而非叫男人不要重视才干。
而下联“女子无才便是德”又是什么意思呢?依然是劝女子要以德行为主的意思,而非贬辱女人不能有才干。这整个误会是因为错解了“无才”的“无”字所造成的。这个“无”字是动词,是“本有而无之”的意思,也就是“本来有才,但心里却自视若无”的意思。
举个例子来说,就像古人说的“无物”不是世上真的没有万物,而是在万物的围绕中,内心不起一点障碍的意思;“无我”不是真的没有我,而是对于我的一切得失无挂于心的意思;“无念”也不是真的没有念头,而是没有妄念,在念头中依然自在的意思。
所以“无才”不是真的没有才干,而是“我虽然很有才干,但一点也不自炫其才,依然自视若无”的意思。古代的女子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却拥有过人的才气,还能自视若无,这不是非常高尚的德行吗?这句话明明是在褒奖我中华民族的女子,有如此高尚的德行!哪裡有歧视女人 的意思呢!而我们竟对这麼好的一句话,误会如此之深,我们实在是以小人心度君子腹,是我们太对不起古人了!不是古人对不起我们啊!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原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
这句话常被挂在图书馆里,其实不是催使大家拼命读书,而是劝大家不要盲目读书,要合理利用有限的生命,处理无限的知识。这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尤其重要。
■相濡以沫
原句: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大宗师》
相濡以沫,或许是一句对患难夫妻的赞语,但庄子的本义是:与其困境挣扎,互相扶持,何不放手,互得自由。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原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道德经》
要说起这句话,大半的愤青都会告诉你,这话的意思是说:“天地残暴不仁,把万物都当成低贱的猪狗来看待,而那些高高在上的所谓圣人们也没两样,还不是把我们老百姓也当成猪狗不如的东西!”
其实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天地不情感用事,对万物一视同仁,圣人不情感用事,对百姓一视同仁。它的原意中根本没有你们所需要的压迫与歧视,却恰恰相反,它说的是一个公平的道理,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在天地的眼中,都是平等的。
历史追随孔子奉行“仁”,于是“不仁”似乎成了贬义词。老子此语实为超脱情感的境界,天地福泽祸害,无关万物情感与意愿。不仁,才是天地最大的公平。另外,“刍狗”指草扎的狗,非“猪狗”。
孝，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道德标准之一。在儒家三年之丧的要求下，古代官员丧亲后往往需要解官守丧。不过，出于国事为重的考量，丁忧的高级官员又时常被要求提前终丧，此即所谓“夺情起复”。对于丁忧的当事人而言，解官服丧能够回报“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养育之恩，但服丧三年对于政治仕途而言无疑是一次不小的波折。终丧或起复，往往意味着在孝道与政治权力之间做出选择，是风波汹涌的政治生涯中重要分岔路口。本文的主人公吴渊，就曾站到过这样一个抉择关口。
《宋史·吴渊传》的史实之误
吴渊（1191-1257），字道父，宣州人。理学家吴柔胜之子，晚宋名相、词人吴潜之兄。吴渊为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进士，释褐后历知平江府、江州、镇江府、隆兴府、建康府等东南重镇，理宗宝祐五年（1257）官拜参知政事。吴渊为政有才略，所至兴利除害，是理宗朝名臣。关于吴渊的生平记述，最完整为《宋史》卷四一六的本传，传中以不小的篇幅记载了吴渊丁忧时拒绝起复之事：
改差浙东制置使司干办公事。丁父忧，诏以前职起复，力辞，弗许，再辞，且贻书政府曰：“人道莫大于事亲，事亲莫大于送死，苟冒哀求荣，则平生大节已扫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时丞相史嵩之方起复，或曰：“得无碍时宰乎？”渊弗顾，诏从之。服除，差浙东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宋史》卷四一六）
不过，这段叙述却存在一个不小的史实错误。在《宋史》的叙述中，吴渊丁父忧、力辞起复的时间节点是“时丞相史嵩之方起复”。史嵩之起复事发生于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然而据曹彦约《秘阁修撰吴胜之墓志铭》（《全宋文》卷六六七〇）记载，吴渊的父亲吴柔胜卒于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二者相差二十年，故《宋史》此节必然有误。
宛敏灏先生《吴潜年谱》注意到上述问题，解释道：“嘉定十七年右相为史弥远，弥远以嘉定元年十一月丁母忧，二年五月起复。《吴渊传》误。可能谓史弥远尝有起复事，因而讹传。”（《吴潜年谱》，《合肥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宛先生认为上段引文中的“史嵩之”当为“史弥远”，但实际上史弥远丁母忧在嘉定元年（1208），仍与吴渊丁父忧的嘉定十七年（1224）相隔近十五年，不合《宋史》中“时丞相史嵩之方起复”的“当时”之义。
事实上，吴渊力辞起复之事确实发生在史嵩之起复的淳祐四年（1244），只不过此时吴渊应为其母服丧，而非其父。汤华泉《吴潜年谱新编》引《许国公年谱目录》《宣城吴府族谱》，均载吴渊、吴潜兄弟的继母楚国夫人臧氏去世于淳祐四年七月，这正好是史嵩之父亲史弥忠去世前两个月。
由上可见，《宋史·吴渊传》不仅将吴渊服丧的对象从“丁继母忧”误书为“丁父忧”，还将这节文字插入到《吴渊传》的早年事迹中，使读者误以为吴渊力辞起复发生于他仕宦早期，这将大大影响我们对其生平的理解。元修《宋史》主要依据宋代国史、实录等官修史书进行改编，而《宋史·艺文志》载有《理宗实录初稿》，其中或已载有吴渊传记。因此，《宋史·吴渊传》中的讹误或是沿袭《理宗实录初稿》之误，抑径为元代史官所增之误。
吴渊与史嵩之起复事件
《宋史·吴渊传》这段吴渊力辞起复的故事，关涉到史嵩之起复这一理宗淳祐中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史嵩之（1189-1257），庆元府鄞县人，出身四明史氏这个南宋最为煊赫的政治世家。史嵩之本人中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此后主要在边境任职，直到绍定五年（1232）升任京西、湖北制置使兼知襄阳府，成为南宋京湖战区的帅臣。绍定六年，史嵩之遣将与蒙古合兵围金哀宗于蔡州。端平元年（1234）正月城破，史嵩之完成灭金大业，报徽钦二帝北狩之仇。不过，在灭金之后宋理宗想要一举收复河南故地，而史嵩之主张和议，由此乞祠而去。端平入洛失败后，宋理宗“始悔不用嵩之言”，史嵩之由此重获重用。嘉熙三年（1239），史嵩之授右丞相兼枢密、都督两淮四川京西湖北军马，四年受诏归班，理宗“眷顾特隆，赐赍无虚日”。从淳祐元年（1241）到淳祐四年，史嵩之独居相位，炙手可热，俨然成为继叔父史弥远之后的新一代权相。
史嵩之像
在史嵩之大权在握之时，也暗藏不小的政治隐忧。由于史嵩之族叔史弥远在宁宗、理宗朝擅权日久，且排击理学派官员，故理学阵营不愿意再次看到史嵩之成为下一个史弥远式总揽大权的政治人物。从端平元年开始，王遂、王万、袁甫等官员对于史嵩之的弹奏就不曾终止。除了与理学阵营的紧张关系外，史嵩之眼前最现实的危机在于其父史弥忠年事已高，危在旦夕。如果史嵩之解官服丧，理宗改命他相，则嵩之在朝中苦心经营的势力必然一朝瓦解。好在从宋朝的“故事”（即惯例）来看，高级官员在卒哭之后起复是政治常态。何况对于宰辅来说，“故事，执政遭丧皆起复”，（《宋史》卷三一三《富弼传》）史嵩之的叔父史弥远就是上一个宰相成功起复的范例。嘉定元年（1208）十一月，史弥远以母丧去位。仅在次年五月，史弥远即起复任相位，从此把持南宋朝局长达二十五年之久。
淳祐四年（1244）九月甲辰史嵩之父史弥忠去世，（《宋史·理宗本纪》作甲辰，《宋史全文》作乙巳）丙午日理宗即下诏起复嵩之。没想到，此举竟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临安学潮。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等一百四十四人，武学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学生刘时举、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宗学生赵与寰等三十四人皆先后上书论嵩之不当起复。在上书中，太学生攻击史嵩之“视父死如路人，方经营内引，摇尾乞怜……又摆布私人，以为去后之地。暨奸谋已遂，乃始从容就道”。（《宋史全文》）在学子看来，史嵩之起复完全是他提前准备好的阴谋。因此，四学学子痛斥史嵩之为“不忠不孝之人，位之父兄百官之上”，（《宋季三朝政要》）从道德人伦的角度对史嵩之进行猛攻。周密在《癸辛杂识》中曾描述南宋末年“三学之横，盛于景定、淳祐之际。凡其所欲出者，虽宰相台谏，亦直攻之，使必去权，乃与人主抗衡”。可见南宋后期学潮之汹涌，即便以宰相之尊，也在舆论讨伐的范围之内。
尽管如此，理宗起初对上述批评并不以为然。在当年九月十六日的晚讲中，理宗尚且对徐元杰批评四学学子上书“人言太甚”。（徐元杰《进讲日记》）十月，理宗仍下诏庆元府守臣敦谕史嵩之赴阙就职，可见他对史嵩之仍然倚重非常。但最终迫于舆论，史嵩之六次请求终丧，理宗也在天变与徐元杰、刘汉弼等人的劝谏之下，于十二月准允史嵩之终丧，罢去其心腹，从此史嵩之废黜终身，于宝祐五年（1257）郁郁而终。史嵩之起复的失败，可看作理学阵营在南宋晚期政治斗争中的重大胜利。作为宋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宰相起复风波，史嵩之起复事件在宋元时期的史书如《宋史全文》《宋季三朝政要》中都有详细记载，明人陈邦瞻更是在《宋史纪事本末》专辟“史嵩之起复”一门，可见此事对南宋晚期政治史的影响之大。
需要提及的是，2011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史嵩之墓，出土了《史嵩之圹志》，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在其中被“轻描淡写”地描绘成：“（史嵩之）四年九月丁文靖公忧，寻有诏起复，上遣中使趣赴阙，亟请休致。十二月，依所请，守本官致仕。”（魏峰、郑嘉励《新出〈史嵩之圹志〉〈赵氏圹志〉考释》）此外，《宋史·史嵩之传》记载史嵩之去世于宝祐四年八月，而据《圹志》史嵩之实际上去世于宝祐五年八月，这似乎也说明史嵩之在政治斗争失败之后已经不受时人的关注。
史嵩之墓志拓片
回到本文的主人公吴渊，吴渊继母去世于淳祐四年七月，正好发生在史嵩之起复事件前两个月，赶上了史嵩之集团准备起复的政治布局。为了史嵩之最终能够顺利起复，史嵩之集团早已做好了各项准备，如在朝廷中安排亲信金渊、郑起潜、刘晋之等分列台省要地。有意思的是，史嵩之要求当时服丧的官员提前起复，以便为自己起复“造势”。《宋史全文》记载，“时马光祖未卒哭，起为淮东总领；许堪未终丧，起为镇江守臣。里巷为十七字诗曰：‘光祖做总领，许堪为节制，丞相要起复，援例。’”根据《（至顺）镇江志》，马光祖与许堪的起复都发生于淳祐三年（1243），可见当时舆论认为史嵩之为了铺垫其起复之事，至少在一年之前就要求部分官员起复，以供届时史嵩之本人援例。
从史氏与吴渊、吴潜兄弟的关系来看，虽然吴氏兄弟二人在史嵩之主政的淳祐初年夺职里居，但早年史弥远、史嵩之叔侄对于吴渊兄弟不无赏识、提拔之意。史载史弥远曾与吴渊交谈尽日，“大悦”，许吴渊以“国器”之名。史嵩之在嘉熙三年（1239）任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江、淮、京、湖、四川军马时，曾也举荐过吴潜。在史嵩之集团看来，起复闲居多年的吴渊，不仅是对吴渊的一种笼络，当然也更是对自己起复的侧面呼应与支持。
马光祖与吴渊：两位晚宋名臣的政治命运反差
在史嵩之起复事件引发的政治漩涡中，吴渊与马光祖的选择与命运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二人在《宋史》中同传，均为南宋末年才识俱佳的栋梁之臣。
马光祖，字华父，婺州金华人。宝庆二年（1226）进士，历知处州、镇江、隆兴、太平、临安、建康、江陵等州府，咸淳五年（1269）拜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宋史》本传称赞马光祖“在外练兵丰财，朝廷以之为京尹，则剬治浩穰，风绩凛然。三至建康，终始一纪，威惠并行，百废无不修举”。正是这样一位南宋名臣，却由于史嵩之起复事件名誉扫地，蹉跎九年。淳祐三年（1243）马光祖居丧期间被起复为军器监、总领淮东军马钱粮兼知镇江。史嵩之失势之后，由于马光祖未卒哭而起复，不仅违背礼制，更被视为阿附史嵩之的表现，因此遭到了台谏严厉的攻击。淳祐四年十月，侍御史刘汉弼弹劾马光祖贪荣忘亲，诏罢江西运判新命，勒令追服，以补名教。受到史嵩之的牵连，马光祖被视作名教罪人，他的仕途也受到严重打击，闲居九年方才东山再起，成为此次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吴渊被要求起复，实际上也和马光祖、许堪等人一样，是史嵩之起复事件中的一枚棋子。可以试想，当时吴渊拒绝起复，势必得罪当时炙手可热的史嵩之一党，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考虑到当时史嵩之的才干深得理宗倚重，他的起复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然而与马光祖不同的是，吴渊明确拒绝了朝廷要求他起复的诏命。这或许与吴渊家庭的理学渊源有关。吴渊父亲吴柔胜在庆元党禁中因坚守朱熹之学而遭罢黜，在嘉定更化后任国子正，率先以朱熹《四书章句》与诸生诵习，对传播程朱理学颇有功绩。受此影响，吴渊不仅在为官期间兴学养士，更在这次史嵩之起复事件中旗帜鲜明地站在理学阵营一方，不惜赌上自己的政治生命。在史嵩之失势之后，吴渊力辞起复的举动在无形中为其积累了宝贵的政治清望。除丧之后，吴渊即进为龙图阁学士、江西安抚使兼知江州，由此步步高升，卒于参知政事（副相）的位上。
在史嵩之起复的政治漩涡中，吴渊并非其中的关键人物，但却被迫站到了决定其政治前途的抉择之前。这既展现了史嵩之起复事件在理宗朝政坛辐射之广，更折射出在中国古代复杂的政治生态中，官员的守丧与起复从来都不只是个人问题，而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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