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债》是叶辛所著长篇小说，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覆盖了整个中国的城乡。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喧嚣归于沉寂，记忆渐渐变得朦胧与淡忘了。讲述了真离婚、假离婚那个年代留下了多少"孽债"，又留下了多少无父无母的孩子。
5个孽债的产物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在大上海的灯红酒绿中寻找父母，只是这里竟没有能容纳他们的一张床。然而对那些家庭与那一部分人的那些记忆永远是说不完也写不尽的故事，永远是与人类命运息息相通的社会热点。
那是一个时代，几十万热血知识青年响应号召奔赴云南边疆，十年一梦大返城的汹涌狂潮又把他们卷回城市。在边疆他们抛下的不只是红土地、流沙河、橡胶林，还有他们的青春情怀和爱情结晶一一孩子。然而上海的亲生父母都有了新的家庭、新的儿女，千里寻父的孩子们哪里知道他们的到来就像一枚枚炸弹，将给父母的家庭掀起多大冲击波。
梁曼诚众筹没办法安置儿子，青工小黑皮提出可以帮忙让思凡到他家去暂住几天。永辉的父亲吴观潮将儿子带到一家小招待所住下，只字不提回家的事。当永辉提出要见母亲杨绍荃时吴观潮沉默了。天华母亲俞乐吟拒绝见天华，在热心老汉卢品山的帮助下，俞乐吟终于出面认子天华也在外婆家住下了。
沈若尘来到哥哥家见美霞在那儿备受歧视，便与嫂嫂大吵一架并将美霞带回自己家中。美霞拿出母亲遗物沈若尘睹物思人，父女俩抱头痛哭。梁曼诚在接妻子凌杉杉下班的路上道出了思凡来到的消息。
在娘家的梅云清遇上了从前的追求者李爽，李爽说他日子过得挺惨，百无聊赖的盛天华成天在外面闲逛，还向烟贩子兜售他的特制"云烟"。美霞进入沈家后小霸王似的弟弟炀炀蛮不讲理，使沈若尘忧心不已。卢晓峰见不到父亲闷闷不乐，卢品山便让儿子卢加琪带晓峰去逛西郊公园。加琪的女友无意中说漏了嘴，让卢晓峰知道了父亲坐牢的实情。
为了救卢正琪早日出狱，卢托搞法律杂志的沈若尘帮忙，俞乐吟的丈夫马超俊把天华堵在家里，但他居然答应让天华住下，条件是俞乐吟今后不准干涉他和其他女人的事。天华认了个姐姐马玉敏，马玉敏是个不良女生，让天华帮她教训了三个小流氓。
沈若尘搞清了卢正琪"强奸案"的缘由，卢晓峰发誓要救父亲。五个孩子聚在黄浦江边，上海的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他们是一群"多出来的人"。永辉又一次看到母亲和情人幽会，他奔回了招待所，只有天华无忧无虑跟着姐姐马玉敏到处玩乐。
思凡的妹妹云云因为这个不明不白的哥哥而被同学耻笑，杉杉不堪忍受要梁曼诚劝儿子回云南。梅云清所在工厂濒临倒闭，厂里要求主管销售的梅云清去外贸公司拉关系，梅云清只好请李爽吃饭，梅云清喝多了倒出了生活的苦水。
炀炀与美霞争执起来，他拿起铅笔刀向姐姐划去，顿时鲜血直流。美霞在痛苦和愤恨中出走，雨越下越大，美霞浑身湿透如风中飘零的叶子。沈若尘回家不见女儿，疯了般地出去寻找。美霞找到思凡，两人一起离家出走。
永辉约亲生父母到招待所来，他已经买了回云南的火车票，他控诉了父母的虚伪，吴观潮和杨绍荃无地自容。思凡在追车时从车上摔下成重伤，医生说可能会终生残废。卢玉琪与沈若尘在医院陪夜，卢玉琪很喜欢美霞，对若尘说她有收养美霞的意愿。
俞乐吟从里弄工厂骑黄鱼车的屠英德那里得到了温暖。杨绍荃与摄影师屈显亮关系暧昧，却忽然发现他另有未婚妻，杨绍荃揭穿他反而被屈痛打。正巧永辉来同母亲道别，为救母亲永辉被打得鼻青脸肿。
卢晓峰以《英俊少年》里的海因切为榜样，到处进行法律咨询，想救父亲出狱，他跑到雅妮的发廊，要求雅妮承认是诬告，被雅妮拒绝。卢晓峰在父亲旧书里找到雅妮当年写给父亲的情书，可以作为证据。永辉与母亲感情融洽，他又去找屈显亮算账。马玉敏喜欢上了天华，还和天华一起看黄色录像，被俞乐吟发现。杨绍荃告诉吴观潮，她准备将永辉留在身边。
在晓峰一家的努力下，卢正琪终于平反出狱了。卢正琪准备回西双版纳去和晓峰的母亲团聚，晓峰心花怒放。永辉的养父母来到上海接永辉，永辉表示要回云南去，杨绍荃晕倒。天华玉敏诈骗抢钱，事发一辆警车将两人带走了。俞乐吟精神彻底崩溃了，火车站除天华外四个孩子都将返回云南。
今年初，电视剧《繁花》播出，因其制作精良，艺术特色鲜明，引起观众极大的兴趣，收视飘红。可是，也有观众，特别是外地观众质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平均工资还那么低，人均收入还那么少，上海就有那么豪华的场所（景）、豪气的人物、豪奢的生活吗？
社会是多侧面的。电视剧《繁花》反映那个年代的上海社会是真实的，但也要说清楚，那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弄潮儿的真实生活。而当时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在30年前上海热播的另一部电视剧《孽债》中，有着真实而细致的反映。
《孽债》海报
《孽债》是根据叶辛的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20集电视连续剧，由黄蜀芹担任总导演。该剧叙述了沈美霞、卢晓峰、梁思凡、安永辉、盛天华等5个在西双版纳出生的孩子，结伴到上海寻找自己亲生父母的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孩子们的父亲（或母亲）响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从上海到云南西双版纳插队落户。按照当时形势，他们不得不准备一辈子扎根边疆。好在，知青们平时的农耕生活虽然艰苦，缺吃少穿，很少开荤吃肉，但西双版纳地处热带，还有水果等经济作物可供果腹，而婀娜多姿的傣族少女又漂亮多情，热情奔放。于是，有些知青就和当地青年结合（或知青之间由爱成亲）诞生了下一代。
七十年代后期，形势发生变化，随着知青返城浪潮，他们抛下亲生子女返回了上海。八十年代后期，被他们留在西双版纳的孩子们长大了，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到上海来寻找他们。孩子们的到来，不啻是给他们业已平静的生活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搅得屋里厢落缸水混（上海俗语，家里弄得乱套了）。
在他们眼里，孩子是他们欠下的孽债，让他们头夹扁（焦头烂额）。当年，他们得知自己可以由边疆返回上海时，其激动的心情不亚于两千多年前正在牧羊的苏武，突然听到自己可以回归汉朝的消息时的感受——别妇抛雏在所不惜。回上海后，他们重新组织家庭。面对新配偶，他们选择了将过往埋在心底，希望那段历史成为自己人生的梦境，消散无踪。可孩子们的到来，让事实终于纸包不住火。
《孽债》主题曲《哪里有我的家》曾风靡一时
对于事实真相，比他们更加震惊的是他们的新配偶（妻子）。电视剧《孽债》展现了她们由惊愕、到愤怒、到委屈、到缓和、到理解、到接受的思想和情绪变化。黄蜀芹导演身为女性，有区别于男性导演的生理和心理习惯，更能感受女性角色在碰到这种事情后的生理和心理反应。
她也曾说到拍电影的视角：如果把朝南的窗户比作男性视角的话，那么女性视角就是东窗。阳光首先从那里射入，从东窗看出去的园子和道路是侧面的，是另一个角度，却有着特定的敏感、妩媚、阴柔和特殊的力度、韧性。因此，她导演的作品带着鲜明的艺术个性，有她独特的风格和敏锐的观察力。
她导演的《孽债》镜头沉稳，细致入微，没有特意追求感官刺激的紧张激烈，往往采用人物之间的相互诉说、 吐露心曲。让人物向观众直接披露心声，与观众交流感情。剧中几个女性角色，包括上海好男人形象（具有女性的体贴细腻，又内敛坚韧）的代表——古道热肠的卢家伯伯和忍辱负重的沈若尘，等等，之所以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影响，既缘于演员们的精湛演技，也源于黄蜀芹导演的艺术理念和指导。
《孽债》截图
当然，该剧不是一部单纯的女性题材作品，它反映的是全景式的平民社会。黄蜀芹提倡“小题材抒发大感情”。她拍片选材的标准是：只要有价值，即有较强的社会意义和较高的艺术品位，她就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上海，其经济规模、城市面貌远不是30多年后今天的样子。电视剧《孽债》虽然拍摄于1994年，但叶辛的小说《孽债》出版于1992年，真实人物的生活就应该发生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时，困扰上海居民生活最大的问题是住房困难。
《孽债》截图
具体困难到什么程度呢？在1984年，上海城市规划局会同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了一部题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的内参片（参看《上海故事——一座城市的温暖记忆》上海音响资料馆编，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真实反映了当时上海市民的居住窘况：在南京路繁华商业街旁边的一幢石库门住宅里住了15户人家。影片拍摄了市民们居住环境，大门进去，狭小的走廊既是走道又是厨房。在4平方米的后楼小间里住着老两口和他们的2个儿子，没办法，只能在房间里搭个小阁楼。影片还在一段旁白中说：“我们又访问了一个拥挤户，7个平方米，6口人，1老5少，4女2男。入夜，床上、地上睡满了人。”按上海人形象的说法是，再多一只脚也插不进了。在上海的闹市中心尚且如此，更不要说，上海其它区域还有为数不少的棚户区，其居住条件更差。该内参片反映的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普遍的状况。那时普通老百姓的居住状况大都是这样。
《孽债》截图
如此局促的居住状况，突然间要挤进一个已经十几岁了、身体长长大大的少男（少女），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是最容易引起家庭矛盾的事。剧中，沈美霞来沪后，寄住在爷爷奶奶处。这，引起了原来和爷爷奶奶共同居住的大伯大伯母一家的不满。而他们家还不是住房最困难的，更困难的是梁师傅家，一家3口挤在石库门房子的一个斗室内（7平方米）。他儿子思凡找来，他隐瞒不住，只得将儿子带回家。每天晚上在床边打个地铺，让孩子睡觉。
当然，那个年代，一到晚上，父母睡床，孩子打地铺（或睡几个板凳拼起来的铺）的情景，在上海比比皆是。可对梁师母而言，眼前的大男孩只是她的继子，要和自己长时间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一日三餐，吃喝拉撒，天气炎热，穿衣着装，眉高眼低，已经很尴尬了；更不要说，晚上他们夫妻为爱鼓掌时，既要担心吵醒睡在身边几岁的小女儿，更要担心睡在地铺上十几岁的继子是否睡着。这一切使人情何以堪？
除了居住困难，那时上海有的企业效益不佳，如梁师傅工作的电影院就是效益差，职工收入不多。医疗保险还没有实行，职工及其家属的医药费需要职工所在企业承担，而效益差的企业无法为其报销。还有市政建设缓慢，道路不宽，交通拥堵，上下班高峰时，公交车人满为患，等等，总而言之，历史欠账太多。这些情况在该剧中都有反映，也使观众在观剧过程中产生了疑问：孽债，孽债，到底是啥人的债啊？
《孽债》截图
该剧还反映了经济发展、人员流动对原有社会阶层、婚姻观念的冲击：丈夫（大款）找小三，妻子“外插花”，婚外恋，夫妻离异，青少年的教育（独生子女的骄纵，暴发户子女疏于管教，逃学、抽烟、早恋甚至犯罪），从云南边境流入的化学制品对社会的危害（天华先是知道麝香可以避孕，后又贩卖违禁烟，敲诈抢劫而被警察拘押），发廊妹（外来务工人员）的正规就业，冤假错案的纠正，等等社会问题。黄蜀芹将镜头对准这些社会问题中的平民百姓，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引起广大上海市民的心灵共鸣，得到观众的喜爱，该剧于1995年在上海电视台以沪语播映，创下了42.62%的超高收视率。后被多家省级电视台转播。
观众在观剧时，都希望该剧中的几个孩子在上海有一个比较满意的结局。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上海还承受不了大量外地人员的涌入（户口难办），按照政策导向，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孩子们返回原地。于是在剧中，思凡在父亲家里住着也感到困窘，想要偷偷回去，可途中不慎摔断了腿，梁师母只得把自己陪嫁的红木家具卖掉，给他凑医疗费；楚楚可怜又乖巧懂事的沈美霞也跟着父母的好友回去了；卢晓峰的父亲洗刷掉被冤屈的罪名后带着儿子回西双版纳，准备和原配偶破镜重圆，并留在那里生活；安永辉因在上海的亲生父母已经离婚，他在两边都得不到亲情的安慰，就随着养父母回去了。而导演为了弥补观众的意难平，最后安排沈若尘在火车启动前一刻跳上火车，随孩子们一起去西双版纳，准备接回美霞，而他的妻子对他的决定表示了支持。电视剧在开放式的结局中结束了。
《孽债》截图
黄蜀芹导演拍摄该剧时没有上帝之眼，不会预料到在电视剧播放以后的30年里，上海的经济会发展到何种程度。经济发展、市政建设需要大量资本和劳动者，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也就是在该剧播放时，资本、人才和外来务工者就已经开始纷纷进入上海。而且，上海一直有政策，出生在外地的上海知青子女到了一定年龄可以申请取得上海户口。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上述提到的诸如住房交通医疗保险人均收入等等问题都逐步得到解决。解决了居住就读就业等问题，当年的孽债很快就会变成优质资产。这，才是让观众（人民群众）真正满意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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