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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由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推荐，经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代向英国公使馆交涉，清室聘请英国租借地威海卫行政长官庄士敦为逊帝溥仪的英文教师。
紫禁城中的溥仪
这一年，溥仪十三岁。这位从小就进入紫禁城，几乎没有在父母身边生活过的孩子，平日里喜欢看骆驼打喷嚏，胜过关心遗老和小朝廷的命运。庄士敦的到来，改变了溥仪的少年时代。
他们初次见面时，溥仪先按照接见外臣的礼仪，接受庄士敦鞠躬行礼，然后与他握手。接着，庄士敦再退出门外，溥仪再向庄士敦鞠躬，行拜师之礼。于是二人算是缔结了师生关系。当时，溥仪已经有了几个中国教他读书的师傅：陈宝琛、梁鼎芬、朱益藩、伊克坦。他们对溥仪最大的“教导”，还是企图“恢复祖业”，完成复辟。
庄士敦则与他们有所不同。他的蓝眼睛、黄头发，让溥仪初见时“看着很不舒服”，后来却成为溥仪重要的依靠和慰藉，而溥仪也几乎成为了庄士敦全部的理想寄托。庄士敦在书中称溥仪为“我的年轻的龙”，他渴望这条龙有朝一日真正鼓翼飞翔。而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里回忆道：“陈宝琛本来是我唯一的灵魂。不过自从来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个灵魂。”
尽管在漫长的日子里，在几位遗老的灌输之下，溥仪的头脑被复辟的欲望所占据，但根据溥仪自传和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来看，这位洋师傅确实曾为少年逊帝打开了一片新的世界，而在那个世界里，他并不只是一个紫禁城的囚徒，一个没有意志的人。
世纪文景与活字文化联合推出的《紫禁城的黄昏》（评注插图本），为大陆首次引入的掌故大家高伯雨译注本，书中两百多条译注和近百幅插图，生动地还原了那段历史。著名作家李敖曾评价高伯雨译注：“就全书‘戏肉’，夹叙夹议，精彩非凡；查证引据，颇具功夫，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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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士敦自己倾心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儒家与佛教，欣赏茶叶和牡丹，但他很愿意让溥仪多了解西方现代文明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他常常在上课时带一些外国画报给溥仪看，想让他认识画报上的飞机和坦克。有一天，他带来一盒糖果，向溥仪解释漂亮的轻铁盒子和水果糖的味道是如何用机器和化学手段制造的。溥仪不能明白这些，他厌倦了老师的话，拿了糖果跑到院子里去，想让桧柏上的蚂蚁也“尝尝化学和机器的味道”。庄士敦对他的学生非常耐心，只是一直等着他，等到下课。
庄士敦表现出来的绅士的谦恭与自尊，与他教育溥仪成为一个“绅士”的愿望相符。尽管溥仪真正记住的，更多的还是西洋文明在“器物”上的优越。因为庄士敦的熏陶，溥仪从此喜欢上西方家具和毛呢衣料，认为西方音乐胜过中国的丝弦。因为庄士敦像一般西方人那样，嘲笑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溥仪才下定决心，将辫子剪掉。
庄士敦
自从民国二年开始，内务部就一直有人劝说紫禁城里的人也剪掉辫子，但内务府一直以各种理由搪塞。十几岁的溥仪终于不顾他平时听信的师傅们的劝阻，完成这次小小的变革。他传剃头太监来为他剪辫，那太监却不敢，于是他走进另一个房间，自己亲手把辫子剪掉。
在溥仪的人格独立史上，这是为数不多的向前进的一步。他的举动，惹得太妃们痛哭，而几位中国师傅大为不满，特别是看不惯溥仪如此听从庄士敦的宣传。溥仪在头发上的革命，引领紫禁城内的剪辫风潮。几天之内，小朝廷里上下一千多条辫子都不见了，虽然他举刀剪辫的瞬间，已经落后紫禁城外十年。
庄士敦、婉容和婉容老师伊莎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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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住在紫禁城中，本来没有多少自由，随着年岁渐长，他和王公大臣之间矛盾加剧。他不爱遵循例行的仪礼，还为了骑自行车方便，让人把宫门门槛统统锯掉。他还萌生了要出洋留学的想法。当时，小朝廷里的遗老对出洋计划非常反对，反对理由，最大的莫过于溥仪如果出洋，等于放弃了当初溥仪退位时民国政府提供的《清室优待条件》。而优待条件对于这班旧人物的生存和复辟幻梦来说，重要性不言而喻。
既然没有得到小朝廷支持，溥仪暗中开始了私自出逃的准备。他找到了和他一样渴望远走高飞的弟弟溥杰。他们的筹备活动，在成年人看来是荒唐的：作为溥仪的伴读，浦杰每天入宫上课，而下课回家时会带走一个大包袱，里面是紫禁城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借此准备出逃的经费。溥仪和浦杰偷运出来的物件，包括价值连城的王羲之、王献之墨迹，宋高宗、米芾、赵孟頫、董其昌、马远、夏圭的书画……这一切只是为了他们十几岁的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由。
溥仪的英文课本
他们出逃的第二步，就是秘密离开紫禁城。这时已是1923年，他找庄士敦出主意，让庄师傅和公使团的首席公使荷兰人欧登科联系好。欧登科本来已经答应了他。于是他花钱收买了太监，打算溜出神武门。但是他还没踏出养心殿，就已经听说有人告知了内务府这个消息：溥仪的父亲醇亲王下令，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他的出逃计划宣告失败。
溥仪的淑妃文绣曾作《吊苑鹿》一文，文中引用庄子的话：“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其死为留骨而贵也。”这句话道出了文绣的心境和真实愿望，不知这句话是否也在溥仪的心中盘桓过。很长时间以来，溥仪深感他所受到的优待条件是一种耻辱，宁愿自己放弃这种优待。他从夏桀、幽王一直想到明代崇祯皇帝，对末代帝王的命运感到悲观。十几岁的溥仪，并没有想到优待的问题，他所希望的只是平安生活，不受到当政者的加害。可以说，此时他还没有完全脱离成为平民的愿望，只是他受到身份与周遭环境的挟制，并无走上这条道路的可能。
站在屋顶上的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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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逃无望之后，庄士敦安慰他的学生，先放下出国打算，只考虑整顿紫禁城内的事。庄士敦早就认定，清王朝的衰落乃至灭亡，与内务府这个臃肿机构大有关系，他称之为清廷的“吸血鬼”。
内务府是只在清朝存在的机构，为其他历代所无，其长官称内务府总管大臣，以满族王、公或满族大臣充任。到了光绪年间，内务府下辖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庆丰司、会计司、营造司、慎刑司。此外又有上驷院、武备院、奉宸苑等，组织极为庞大。内务府大臣下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各若干人，而太监也属于内务府管辖范围。内务府的大臣等于是皇帝的管家，内务府拥有别的衙门所不能获得的权力，而在计核账目、管理财产方面，又因为人多手杂，往往藏污纳垢，出现贪污腐化的现象。
庄士敦希望能够改革这个陈腐的机构，减少不必要的开销。他曾对溥仪说，内务府有个“座右铭”，那就是维持现状，任何改革遇到这个机构都无法实行。庄士敦对内务府的看法，终于促成了溥仪整顿内务府的决心。
溥仪改革的第一步就是遣散太监。1922年，溥仪十六岁的时候，庄士敦向他报告，太监大量偷盗宫中宝物出售，而且情形日益严峻。听到这个情况，溥仪决定清查自己的财产。虽然他和浦杰私自运出了不少珍宝，但他却并不知道，所有的人都在偷盗他的东西。
然而，财物清点刚开始不久，便在一天夜里发生了火灾，把建福宫的财物烧了个精光。溥仪猜测这是有人有意纵火。不仅如此，他还有些神经过敏地担心有人将要加害自己。最后，他做出决定，除了太妃身边不得不保留的一些人，将剩余所有太监遣散。
不仅如此，溥仪决定继续运用当家的权力。他挑选了几位他信任的遗老，整顿紫禁城内的事务。他任命的大臣，包括有名的郑孝胥、罗振玉、王国维等。只是事与愿违，内务府首席大臣郑孝胥还来不及展开他的整顿改革、裁减人员、开源节流计划，就被那些憎恨他的中饱舞弊者挤走了，而溥仪发现，他的古玩字画也被几个大臣卖了好价钱。
溥仪大婚时的乾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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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士敦曾在他的书信中反复陈说他对逊帝的期待，他真实的教育理念——他希望能够改变逊帝的生活和思想，让他拥有一个现代人的健全人格和健康身体，而并是不仅仅围绕着王室的权力生存。他屡次提议，让逊帝移居颐和园，摆脱紫禁城黑暗压抑的环境。刚刚成为帝师时，庄士敦就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如果逊帝仍然继续被人装成是一个“真龙与众不同”的人，那么，无可否认他做人是失败了，像这样的人就是做个国王也是极其不适合的。假使他还是被人灌输那些“有朝一日 重登宝座”的思想，到了最后发觉幻灭了，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能力做人了。反之，如果他好好地被教育成为一个有自由思想、有爱国精神和有文化的中国绅士——一个真正的君子——则将来无论是哪一种职业，需要他担任时，他都能愉快胜任。什么职业呢？做个国王或是做个平民。
溥仪、郑孝胥、庄士敦等
可惜，他没有看到溥仪成为真正的“皇帝”，也来不及见证他成为自食其力的平民。独立自主的人格在逊帝身上只是昙花一现。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占据紫禁城，以强力要求溥仪离开紫禁城，并接受修正的清室优待条件；年底，溥仪仓促间逃到日本使馆，后来移居天津，从此落入日本人的控制之中，不可挽回地走向了歧途。
1930年，英国向中国交还威海卫租借地，已经回到威海卫任职的庄士敦奉命回到英国。回国之前，他来到天津向溥仪辞行。溥仪依依不舍，赠给庄士敦的最后一件礼物是一柄折扇，扇面上抄录了两首送别诗，一首是《古诗十九首》里的“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一首也是五言古诗：“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我欲渡河水，河水深无梁。愿为双黄鹄，高飞还故乡”。对于某个人物如此留恋而伤感的情感表达，在溥仪生命中当属罕有。
1938年，庄士敦在爱丁堡去世。晚年，他在苏格兰买下一座小岛，挂起了“满洲国”的国旗，在陈列室里摆满溥仪曾经赐给他的物品，重温他身为“前清遗老”的梦境。在他心中，他的学生仍然是一个正直开明、道德完善的人。《紫禁城的黄昏》的结尾如是写道：“那些深知逊帝性格的人，是知道他不会因为自己有福享就安然享受，不顾人间疾苦的，他要享福，也要他的人民同样享福。”显然，庄士敦的幻想最终是破灭了。
作者丨李琬
编辑丨张婷
校对丨薛京宁
作者：杨丽娟
进士，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的功名。《明史》有载，“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足见进士出身之殊荣与尊遇。然而，1904年的273名甲辰科进士，人生道路注定迥异于前人。
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他们因此成为“末代进士”。他们中的很多人，见证了清末民初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中，末代进士们命途各异，有人青史留名，有人遗臭人间，有人另辟蹊径，有人随遇而安，还有更多的人在短暂的“光宗耀祖”后从此沉寂无闻。
★ 原题：《末代进士》
本文选自《语之可01：可惜风流总闲却（修订版）》
这是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的甲辰科殿试。殿中的273名考生都已过五关、斩六将，通过了童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乡试和会试，终于得到了“贡士”的身份。眼下，他们没有名落孙山之忧——当时贡士参加殿试，没有落榜之说，考完都是进士，只按名次分为一甲、二甲和三甲，分别获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他们正踌躇满志——古代文人参加科举的最高荣誉状元、榜眼和探花，也就是一甲前三名，将在这科举制度的最后一关中选拔而出。
……
1905年9月1日，袁世凯、张之洞等会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有侥幸得第之心 ”，故欲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第二天，光绪帝准诏，相沿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由此终结。
尚未从进士馆毕业的新科进士们，从此变成了末代进士。
京师大学堂
1905年10月14日，上海，黄浦江码头。
沈钧儒登上了从上海开往日本神户的德国客轮。沈钧儒与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是同科进士，与三甲相比，他的殿试成绩不算特别出众，仅为二甲第75名，被授予的官职是刑部贵州司学习主事。此时的沈钧儒正值而立，已结婚生子，按照传统文人的观念，他本可以一边做清闲的小“京官”，一边入进士馆学习，但他从来不是“独善其身”之人。
清末废除科举，开办学堂
早在甲午中日战争后，20岁的他就被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深深震撼，作诗抒发忧国愤世之情：“挽输已痛民财竭，盟约犹看贿命颁。太息圣恩宽败律，都教生入玉门关。 ”救国的种子，那时就在年轻的沈钧儒心中发芽，怎样才能使羸弱的国家臻于强盛？30岁的他决定向海外觅取新知，1905年初，沈钧儒主动向清政府申请赴日留学。
……
负笈东渡的不只沈钧儒，1906年，沈钧儒赴日的第二年，随着进士馆停办，一大批末代进士——包括三甲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在内，统统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大部分都进入了法政大学速成科求学，据不完全统计，速成科1000多名毕业生中，甲辰科进士多达73名。
末代探花商衍鎏
商衍鎏晚年书画
按当时正在日本的吴玉章的说法，这批人是“由于在国内没有出路了，差不多都到日本进了这个学校”。且不论吴玉章的回忆是否准确，事实是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末代进士们，的确有不少人在日本转变成了立宪派人士，并在清末立宪运动中风生水起。
……
……
1906年，五大臣出国考察归来，向慈禧太后力陈立宪的好处：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 迫于内外压力，慈禧遂表示同意，9月1日，清廷颁布仿行宪政的上谕。上谕虽然没有确定立宪年限，但已足够令立宪派欢欣鼓舞，他们奔走联络，拉开了立宪运动的帷幕。
1907年，清廷宣布在中央筹备设立资政院，在各省设立咨议局。两年后，各省咨议局相继成立，作为临时省级议会机构。主张立宪的末代进士们迅速成了咨议局和资政院中最活跃的一支生力军：刘春霖当选为直隶省咨议局议员，沈钧儒当选为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与沈钧儒同为甲辰科二甲进士的谭延闿、汤化龙、蒲殿俊，则分别当选为湖南省、湖北省和四川省咨议局议长，刘春霖还当选为资政院议员。
末代状元刘春霖
作为各省咨议局的代表，他们一面积极提出议案，一面发动国会请愿运动，以督促清廷速开国会。1910年，各省先后3次派代表进京请愿，结果却给了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沈钧儒当头一棒，他后来回忆说：“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间，各省请愿代表到了北京。我那时也到了北京，在北京待了一个时期，跟各方面接触的结果，看出了清廷的所谓预备立宪，只是一种欺骗，清政府已不能维持多久了。回来就把我的看法向大家讲了。”
11月4日，清廷不得不做出让步，发布谕旨称“于宣统五年（1913年）实行开设议院”，并特别指出，这是最后确定年限，“万不能再议更张”。
这次万不能再更张的议院，最终没有开成。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而清政府的一次次拖延、1911年皇族内阁的登场以及高潮迭起的保路运动，也彻底将沈钧儒和许多立宪派人士推到了革命一方。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与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共同署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文章最后语重心长地引用了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
可惜，沈钧儒的苦心并没有被蒋介石看到，国民党上海市当局还是对他下手了。1936年11月23日，沈钧儒与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便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11月26日，当局正式公布了逮捕“七君子”的原因，“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主张推翻国民政府，改组国防政府”等。被捕的罪名竟然是“救国”，一时之间，案件激起了各界人士的极大义愤，宋庆龄等人甚至自请入狱，以示抗议。当时的《国民》周刊，则直接以《“爱国无罪”案听审记》为标题，报道法庭对沈钧儒等的庭审情况，并在评论《救国无罪》中引用被告们的谈话：“我们所争的是救国无罪，而不是为了我们的自由。 ”
1937年7月31日，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内局势的变化，“七君子”终于被释放，结束了8个月的羁押生活。出狱后的沈钧儒，继续投身抗战事业。这位几乎一生都在跌宕起伏中走过的老人，最终凭他的爱国之心经受住了历史一次次的考验。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
74岁高龄的沈钧儒银髯飘逸，站在毛泽东的身后，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一个小时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沈钧儒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1949年9月24日，沈钧儒代表民盟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从晚清末代进士到新中国最高法第一任院长，沈钧儒历经风云变幻，政局动荡，却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为寻找救国之路，他不断更新知识结构，追求新的观念，接受新的考验，如今，他终于迎来了期盼多年的大国新生。诚如时任新中国副主席的董必武所说：“沈钧儒先生所走过的道路，是知识分子的光明道路。沈钧儒先生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荣榜样。 ”
但这样的人毕竟只是少数。1904年，甲辰进士登科时，平均年龄约为30岁，历史的年轮行至1949年，40多年的风雨沧桑已经过去，不少末代进士们此时已然凋零逝去。
王揖唐
1942年，刘春霖因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享年72岁。
1943年，朱汝珍因中风去世，享年73岁。
1948年，王揖唐以汉奸罪在北平被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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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语之可01：可惜风流总闲却（修订版）》，全文约12000字，完整阅读请关注历史MOOK《语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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