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杭州西湖旅游的朋友应该知道，在西湖有一个西湖国宾馆。
西湖国宾馆在新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在西湖国宾馆写成；
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在西湖国宾馆草签……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西湖国宾馆原名刘庄，又名水竹居。
它的主人是中国近代一个风云人物，他就是有“刘三国”之称的中国第一赌王——刘学询！
水竹居
刘学询，清文宗咸丰五年（1855年）出生于广东香山三乡镇一个富裕家庭。
刘学询老家离孙中山家只有二十多里地，他比孙中山大9岁，孙中山和他关系相交莫逆。
刘学询祖上是经商的，家境非常殷实，是远近闻名的大豪绅。
刘学询年轻的时候是个纨绔子弟，小时候没少折腾, 习武练剑、飞鹰走马样样精通。
但玩归玩，刘学询天赋异禀，才华横溢，12岁这年，他在家中挂出条幅——“不扫一室”。
刘学询的意思是，他要“扫天下”。
从此，刘学询一改常态，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尤其擅长书法，有“文可华国”之誉。
光绪五年（1879年），24岁的刘学询中进士。
光绪十二年（1886年），31岁的刘学询中进士。
刘学询与番禺的蔡乃煌、南海的江孔殷、香山的钟荣光，并称“广东文坛四大金刚”；
而香山孙中山、香山杨鹤龄、江门陈少白、顺德尤列，并称广东“四大寇”。
前排左起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后排关景良
两对组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是广东走出的叱咤风云的年轻俊才。
刘学询中进士后，被分配到翰林院，就此步入仕途，光宗耀祖，风头一时无两。
刘学询中进士后按规定须“归班铨选”，于是他成为候补道台。
所谓候补道台，主要是候补两字，意思是需要等待出缺机会才能被安排实职。
搁普通人，那就慢慢等呗，总有出缺的一天，候补道台也是铁饭碗，也是官老爷。
但这对于自视甚高的刘学询来说，是一个严重打击。
在候补的焦灼等待中，刘学询渐渐对仕途失去了兴趣。
刘学询一咬牙、一跺脚，决定扔了铁饭碗，他选择“下海”经商。
刘学询瞧准了一个商机在广州搞“闱姓”。
刘学询
所谓“闱姓”，是道光年间的广东出现的一种赌博，就是在科举考试前，将每个应试者的姓印在彩票上，定价出售，由购买者填选中榜者的姓。因此也叫“卜榜”。
清政府对这种公然践踏神圣的抡才大典的行为深恶痛绝、明令禁止，违令者格杀勿论！
在清朝的打击下，“闱姓”只好转入地下，变成一种地下违法赌博。
但是，光绪年间的清政府内忧外患，焦头烂额很多法令形同虚设, 执法人员更是睁只眼闭只眼, 只罚款、不取缔。
反正“闱姓”既能补充军饷, 又能中饱私囊, 何乐而不为。
光绪九年（1883年），原山西巡抚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
张之洞是著名的洋务派领袖，他主政广东后，马上主持了洋务运动。
但是，张之洞发现，在广东搞洋务运动，财政资金严重不足，要扩大财源，只有发展博彩业。
张之洞为了筹集资金，当时分管全国禁赌工作的兵部尚书彭玉麟提出申请，强烈要求开放广东省的赌博业。
巧合的是，彭玉麟也是著名的改革派，两人一拍即合，奏请朝廷批准开放赌博业其中的一项。
清政府无奈之下，同意了两人请求，允许广东“官督民办”“闱姓”赌博事业。
张之洞
刘学询看中的就是这个商机，他凭借自己在清朝官场的人脉，在广州开办了“闱厂”，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招投标活动，在第二届闱姓赌博投标中，刘学询终于中标，承包了1890年至1896年的六年闱姓赌博，很快就将“闱姓”搞得风风火火。
刘学询因此一夜暴富，成为广东妇孺皆知的赌场大亨。
从此，刘学询操纵广东科举，“其金钱势力以左右士子之成败，及官吏之进退，典试者莫不仰其鼻息”。
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刘学询已经坐拥700万银元财产。
这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当时清朝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因此，刘学询被人称之为“赌王”！
迅速暴富起来的刘学询 娶了12房美妾, 并在广州西关荔湾建起了一座刘园, 极度奢华。
当时人称刘学询为“刘三国”，即“文可华国, 富可敌国, 妾可倾国”。
树大招风，刘学询也因此招致他人的嫉恨。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6月，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马丕瑶迫于舆论压力下令禁赌。
当时，有人举报刘学询“自接充闱姓厂商，交通官府，倚势凌人”。
这个举报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确有其事，刘学询不幸的成为谭钟麟、马丕瑶杀鸡儆猴的那只鸡。
刘学询赌场被查办，本人的功名被剥夺。
但是实际上，谭钟麟本身就是刘学询的保护伞，刘学询最终发动自己的关系，恢复了功名。
此举一出，广东舆论一片哗然。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和别人两次联名弹劾两广总督谭钟麟，包庇“巨蠹”刘学询，与刘学询狼狈为奸。刘学询因此被罚100万两银子，被迫逃离广东到杭州避风。
断人财路，有如杀人父母，从此，刘学询对康有为恨之入骨。
康有为
但是，刘学询很快就东山再起，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月，李鸿章被任命为两广总督。
因为，张之洞、彭玉麟、李翰章的关系，刘学询成为李鸿章的座上宾，并成为李鸿章的幕僚。
在这些官场巨头扶持下，刘学询在广东的博彩业又活了过来，再度成为中国赌博业的骨干大亨。
经此一遭，刘学询更加迫切地意识到，在大清，一个人再有钱也只能被人当韭菜收割。
刘学询意识到，自己不仅要有钱，更要有权。
其实，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刘学询的政治野心也在极度膨胀。
于是，弃官从商的刘学询挥舞着资本的力量，再度在权力场上跳下窜。
开始参加一系列政治活动。
而刘学询的政治活动和他的两个老乡，孙中山和康有为（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密切相关。
03、皇帝梦
在救亡图存的近代史上，康有为是维新派和保皇派领袖，拥护清朝皇帝统治，同时主张清政府实行宪政，进行维新改革。
而孙中山很早就意识到康有为这套行不通，坚决主张革命，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
光绪十八年（1892年）, 孙中山会见康有为，希望说服康有为，两人联合革命。
康有为当时想拉拢孙中山, 要求孙中山拜自己为师，一起参加维新运动。
两人一谈，孙中山认识到维新派和革命派完全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于是，孙中山和康有为分道扬镳，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刘学询一看，孙中山和自己的死对头康有为闹掰了，立马就得劲了。
逸仙老弟，康有为就是个伪君子，你跟他谈不拢，跟我谈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0月，孙中山从日本回国, 筹办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广州起义。
这次起义，因为消息泄露所购枪械在广州码头被缴，四十多人当场被捕，陆皓东等人牺牲，起义还没来得及发动，就宣告流产，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
但就是这次起义，孙中山认识了已有反清之意的刘学询。
孙中山
刘学询对孙中山说，逸仙老弟，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起义要成功，得有钱，我刘某人别的不多，就是钱多，我们俩合作啊……
于是，刘学询仰仗着自己资金丰厚，以朱元璋、洪秀全自居，他做起了皇帝梦，企图联合孙中山，推翻清朝，自己做皇帝，他把孙中山当成了自己的开国元勋。
在孙中山后来组织的多次起义中, 刘学询多次为孙中山提供财力支持，他成为孙中山革命的最大金主之一。
当然，刘学询也是想多了，孙中山也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又岂会屈居刘学询之下。
不过，孙中山确实没钱，他想继续发动革命，必须倚仗刘学询的财力支持。
于是，孙中山开始对刘学询虚与委蛇，你出钱，我革命，革命成功让你当皇帝。
刘学询傻乎乎地信了，一直给孙中山筹备资金。据记载，刘学询为孙中山筹备的资金数目从五千银元到五万银元不等的电汇款项多达30多个。
当时，几乎海外所有人都知道刘学询就是孙中山背后的金主之一。
消息传到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保皇党的耳中，他们对孙中山和刘学询恨之入骨。
在康梁等人看来，刘学询要比慈禧太后的狗腿子李鸿章、荣禄还要可怕，李鸿章、荣禄也是维护清朝统治的，刘学询表面上是大清的官商，暗地里却想要大清的命。
因此，康有为和梁启超多次制定刺杀刘学询的计划。
康有为和梁启超
在保皇党中，以梁启超对刺杀刘学询最为积极。
梁启超多次指出:
“卯金 (即刘学询) 富而多谋, 今以全力谋我, 阻力之大过于荣 (指荣禄) , 不可不先图之。”
“豚子不宰, 我辈终无着手之地。”
因此，他下令不惜代价刺杀刘学询, 甚至计划雇佣日本浪人行刺。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4月24日，刘学询从澳门返回广东， 刚到广州口岸，就被保皇党的刺客一枪击中胸口。
刘学询当场血流如注，好在他命大，衣服穿得较多,子弹仅入皮肉三分, 捡回了一条性命, 但也足以使其胆战心惊了。
就在这时，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和广东巡抚德寿等人提出“李鸿章大总统”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举两广总督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
这就是著名的东南互保。
在东南互保中，刘学询表现极为卖力，怂恿李鸿章和孙中山联合，趁乱搞“两广独立”。
刘学询写信给孙中山说：“李鸿章因为北方义和团运动想要广东省独立，想要以您为助手，请立马来广东协同进行。”
李鸿章和幕僚合影，前排左二为刘学询
可是，李鸿章权衡再三，拒绝了刘学询的建议，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出逃西安，下诏李鸿章勤王后。
李鸿章决定北上，与列强谈判，签订《辛丑条约》 。
刘学询心灰意冷，没有跟随李鸿章北上北京，只是到了上海隐居。
刘学询是心灰意冷了，孙中山没有，他依旧精力充沛，百折不挠地发动起义。
同年10月，远在台湾的孙中山策划了郑士良的惠州起义和史坚如的广州爆炸。
因为当时刘学询在上海，孙中山没能及时通知他，所以资金短缺, 起义最终失败。
起义失败后, 孙中山曾经派日本浪人平山周给刘学询带去一封秘信, 表示愿意唯刘学询马首是瞻。
孙中山在信中表示：“或称总统, 或称帝王, 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
其实，孙中山就是没钱了，想继续找刘学询拉资助。
可惜的是, 刘学询并没有及时接到这封信。
而且，自此之后，刘学询就再也没有和孙中山的革命党联系，他的皇帝梦就此破灭，随着局势的推移, 他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说的就是刘学询。
刘学询的皇帝梦破灭后, 他开始退隐西湖，游山玩水，栽花种竹， 与诗书为伴。
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刘学询就以每亩200银圆的高价, 买下了位于杭州西湖丁家山南面傍湖的36公顷土地（一公顷等于15亩）。
刘学询是正牌进士，文化品味非常高，而且还具有钱，他花费巨资，最终耗时五年，基本建成一个建筑面积1369平方米大型私家别墅（差不多半个故宫大小）。
他亲自取名为“水竹居”（因为主人是刘学，因此又名刘庄），并且他自题一幅“水竹居”的楹联：
竹里坐消无事福；
花间补读未完书。
因为刘学询的大力投入，这个水竹居超过了“宋庄”, 成为西湖第一名园。
可惜造化弄人，水竹居建成后，刘学询经济状况，江河日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就在“水竹居”建成的那一年，因为刘学询债务问题，水竹居被查封。
刘学询无奈之下，离开杭州，移居上海。
1912年，民国认定刘学询所欠大清银行的贷款属于公款，便将水竹居拍卖充公，标价两千万两。
因为价格太过高昂，无人问津。
水竹居随后便被浙江军政府趁机收归公用。
1916年，浙江督军吕公望曾安排康有为到杭州避暑。
当时康有为就住在“水竹居”里，康有为住了一个月后，又在“水竹居”北面丁家山及山脚买下大片土地，历时四年建造成了一个自己的公馆—一天园（即康庄）。
当刘学询听到这个消息后，气得直吐血。
他和康有为可谓是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
于是，他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不动产，终于赎回“水竹居”，并隐居于此。
1927年3月21日，康有为去世，刘学询高兴得不得了，就差打鞭炮庆祝了。
没有心结的刘学询从此活得分外潇洒，晚年的刘学询身体非常强健, 在他79岁高龄的时候, 仍能吃大块的肉, 跑崎岖不平的山路。
1935年1月3日，刘学询因病在水竹居去世，终年80岁。
1952年, 水竹居与天园被收归国有, 水竹居成了浙江第一招待所, 这就是现在的西湖国宾馆。
刘学询儿子重游水竹居，又有谁知道，这本是他家
1953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生日这天，毛泽东启程来到了杭州，这是他阔别32年后，又一次来到浙江。
从12月27日至1954年3月14日，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在杭州完成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草拟工作，经过反复修改和征求各方面意见，于1954年9月20日正式通过了新中国首部宪法。
而当时毛泽东以及工作小组入住的地方就是水竹居。
毛泽东非常喜欢杭州，新中国成立后，他到杭州次数有43次之多，累计住了1000多天。他曾动情地说过：
“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
毛泽东在西湖国宾馆
毛泽东多次在西湖国宾馆办公、接见外宾。
1972年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就是在西湖国宾馆草签。
因为毛泽东，水竹居这个私人别墅，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含义，因此名垂青史，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随着《庆余年二》第20到21集的落幕，庆国史上最公平的春闱考试终于告一段落。然而，这看似公平的考试背后，却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博弈和深沉的权谋。范闲，这位年轻有为的才子，似乎成为了公平正义的化身，但实际上，他不过是庆帝手中的一枚棋子。
春闱，作为庆国选拔人才的重要考试，一直受到各方势力的关注。在这一集中，范闲利用庆帝作为挡箭牌，成功地让太子、林相、秦家等势力撤回了他们的递人的小纸条，为考生们争取到了一次相对公平的考试机会。然而，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现象。林相一眼就看穿了范闲的小把戏，其他官场老手也心知肚明，但他们都选择了顺水推舟，让范闲去执行这次看似公正的春闱。这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他们都知道，范闲只是庆帝用来清洗官场势力的工具人而已。
庆帝作为庆国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每一步棋都暗含深意。在春闱考试中，他不仅利用了范闲来清扫官场势力，还巧妙地挑拨了太子与二皇子之间的关系，让两位皇子在争夺权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杨万里被他人顶替的消息传出后，范闲就不得不彻查此事。同时，他还引导范闲接手历史春闱舞弊案，让范闲在追查真相的过程中逐渐卷入更深层次的权力斗争。而顶替杨万里的竟然是太子的门生，这无疑将矛头指向了二皇子。然而，作为观众的我们都清楚，二皇子此时已经收手，真正的幕后黑手其实是庆帝。
随着调查的深入，范闲逐渐发现春闱舞弊案的真相远比想象中复杂。此时，一个名叫贺宗伟的人带着所谓的苦主上门，声称自己的丈夫在参加春闱时因林相的暗中操作而丢了名额，甚至丢了性命。这一幕让范闲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不得不面对林相这个官场巨头，同时也意识到这场舞弊案背后隐藏的庞大势力。
然而，细心的观众会发现，贺宗伟在之前被范闲赶出家门后，曾遇到一个人问他是否想做官。而那个人的身影，正是侯公公。这一切都暗示着春闱舞弊案的幕后推手其实是庆帝。他利用范闲这把刀，揭开了官场最不光彩的一面，清洗了那些伸得太长的势力，同时也将范闲推向了百官的对立面，让他成为了孤臣。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范闲也逐渐意识到自己被庆帝利用的事实。但他并没有选择放弃或反抗。相反，他选择了顺势而为，因为范闲明白，如果不借助庆帝，他就无法彻底改变春闱的规则，为学子们争取到真正的公平。
杨万里作为这场考试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他的命运也反映了庆帝对新思想的警惕与打压。杨万里与范闲思想相近，都追求公平正义和改革进步，但他们的理想却遭到了庆帝的残酷打压。杨万里的遭遇不仅让人痛惜，也让人对庆帝的专制统治感到愤慨。
尽管庆帝想将范闲推倒百官的对立面，让他成为一位孤臣，殊不知，范闲就像那个黑暗中的微弱萤火，已经吸引了很多向光而来的人们。以邓子越为例，这位曾经的官场小人物，在范闲的影响下，腰板终于直了起来。他说话的语气不再谄媚卑微，而是充满了坚定和自信。当范闲下令封考院时，邓子越毫不犹豫地领命，并誓言不会懈怠。他说：“礼部尚书又如何？监察院无需了解这些人情世故，既然我身着官袍，隶属监察院一处，那就要行使监察百官，威慑奸佞的一个职责。”这一刻的邓子越，仿佛找回了那个孤勇刚直的自己，而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范闲的影响。
范闲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邓子越一人。在庆国人的心中，他播下了公平正义的火种。这些火种虽然看起来还隐隐弱弱，但正是这些微弱的光芒，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和未来。它们像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终有一天会聚在一起，连成一片，照亮整个世界。这种正义的力量与曾经的叶轻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叶轻眉如同流星划过夜空，她的光芒照亮了陈萍萍和所有庆国人的心。如今的范闲，也如同叶轻眉一般，在庆国人的心中播下了公平正义的火种。
放榜的一幕，让人感慨万千。少年时，我们初读范进的故事，只觉得滑稽可笑、夸张荒唐。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我们再次读到范进的故事时，却感到满心的心酸和无奈。范进的人生充满了坎坷和波折，他的命运、前途和大环境都如同大山一般压在他的身上。他为了科举考试付出了无数的努力和汗水，最终却在权贵的打压下未能如愿以偿。这种无奈和心酸，让我们对范进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和理解。而范闲，正是庆国中另一个范进。他同样面临着来自权贵和黑暗的压迫和阻挠，但他却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庆国带来了一丝光明和希望。
庆余年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精彩的剧集，更是一种风格的体现。它展现了那些看不惯世道不公、挺身而出的英雄们的愤慨与傲骨。在幽默搞笑的外表下，隐藏着权谋与不屈的斗争。这种独特的风格使得庆余年成为了一部深入人心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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