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原有71篇，现存53篇，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
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国而霸诸侯；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
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是故逼臣伤君，谄下伤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长生保国。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远臣则吟，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
今有五锥，此其铦，铦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已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
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者，乃千人之长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陕者速涸，逝浅者速竭，〔土尧〕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泽，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
治国而不优待贤士，国家就会灭亡。见到贤士而不急于任用，他们就会怠慢君主。没有比用贤更急迫的了，若没有贤士，就没有人和自己谋划国事。怠慢遗弃贤士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还不曾有过。
从前，晋文公被迫逃亡在外，后为天下盟主；齐桓公被迫离开国家，后来称霸诸侯；越王勾践被吴王战败受辱，终成威慑中原诸国的贤君。这三君
所以能成功扬名于天下，是因为他们都能忍辱负耻，以图复仇。最上的是不遭失败，其次是失败而有办法成功，这才叫善于使用士民。
我曾听说：“我不是没有安定的住处，而是自己没有安定之心；不是没有丰足的财产，而是怀着无法满足的心。”所以君子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而一般人则宽以律己，严以待人。君子仕进顺利时不改变他的素志，不得志时心情也一样；即使杂处于庸众之中，也终究没有怨尤之心。他们是有着自信的人。所以说，凡事能从难处做起，就一定能达到自己的愿望，但却没有听说只做自己所想的事情，而能免于所厌恶之后果的。所以倖臣与谗佞之辈往往伤害君主。君主必须有敢于矫正君主过失的臣僚，上面必须有直言极谏的下属，分辩议事的人争论锋起，互相责难的人互不退让，这才可以长养民生，保卫国土。
如果臣下只以爵禄为重，不对国事发表意见，近臣缄默不言，远臣闭口暗叹，怨恨就郁结于民心了。谄谀阿奉之人围在身边，好的建议被他们阻障难进，那国家就危险了。桀、纣不正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天下之士吗？结果身被杀而失天下。所以说：赠送国宝，不如推荐贤士。
比如现在有五把锥子，一把最锋利，那么这一把必先折断。有五把刀，一把磨得最快，那么这一把必先损坏。所以甜的水井最易用干，高的树木最易被伐，灵验的宝龟最先被火灼占卦，神异的蛇最先被曝晒求雨。所以，比干之死，是因为他抗直；孟贲被杀，是因为他逞勇；西施被沉江，是因为长得美丽；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有大功。这些人很少不是死于他们的所长。所以说：太盛了就难以持久。
因此，即使有贤君，他也不爱无功之臣；即使有慈父，他也不爱无益之子。所以，凡是不能胜任其事而占据这一位置的，他就不应居于此位；凡是不胜任其爵而享受这一俸禄的，他就不当享有此禄。良弓不容易张开，但可以射得高没得深；良马不容易乘坐，但可以载得重行得远；好的人才不容易驾驭，但可以使国君受人尊重。所以，长江黄河不嫌小溪灌注它里面，才能让水量增大。圣人勇于任事，又能接受他人的意见，所以能成为治理天下的英才。所以长江黄河里的水，不是从同一水源流下的；价值千金的狐白裘，不是从一只狐狸腋下集成的。哪里有与自己相同的意见才采纳，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就不采纳的道理呢？这不是统一天下之道。所以大地不昭昭为明（而美丑皆收），大水不潦潦为大（而川泽皆纳），大火不燎燎为盛（而草木皆容），王德不尧尧为高（而贵贱皆亲），才能做千万人的首领。
象箭一样直，象磨刀石一样平，那就不能覆盖万物了。所以狭隘的溪流干得快，平浅的川泽枯得早，坚薄的土地不长五谷。做王的人深恩厚泽不出宫中，就不能流遍全国。
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近者不亲，无务求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举物而暗，无务博闻。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迩来远，君子察迩，修身也。修身，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
谮慝之言，无入之耳；批扞之声，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无存之心，虽有诋讦之民，无所依矣。是故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设壮日盛。
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隳颠，而犹弗舍者，其唯圣人乎！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末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故彼智与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寻焉，忘名忽焉，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
君子作战虽用阵势，但必以勇敢为本；办丧事虽讲礼仪，但必以哀痛为本；做官虽讲才识，但必以德行为本。所以立本不牢的，就不必讲究枝节的繁盛；身边的人不能亲近，就不必讲究招徕远方之民；亲戚不能使之归附，就不必讲究结纳外人；做一件事情有始无终，就不必谈起从事多种事业；举一件事物尚且弄不明白，就不必追求广见博闻。所以先王治理天下，必定要明察左右而招徕远人。君子能明察左右，左右之人也就能修养自己的品行了。
君子不能修养自己的品行而受人诋毁，那就应当自我反省，因而怨少而品德日修。谗害诽谤之言不入于耳，攻击他人之语不出于口，伤害人的念头不存于心，这样，即使遇有好诋毁、攻击的人，也就无从施展了。所以君子本身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加强，志向一无比一天远大，庄敬的品行一天比一天完善。
君子之道（应包括如下方面）：贫穷时表现出廉洁，富足时表现出恩义，对生者表示出慈爱，对死者表示出哀痛。这四种品行不是可以装出来的，而是必须自身具备的。凡是存在于内心的，是无穷的慈爱；举止于身体的，是无比的谦恭；谈说于嘴上的，是无比的雅驯。（让上述四种品行）畅达于四肢和肌肤，直到白发秃顶之时仍不肯舍弃，大概只有圣人吧！
意志不坚强的，智慧一定不高；说话不讲信用的，行动一定不果敢；拥有财富而不肯分给人的，不值得和他交友；守道不坚定，阅历事物不广博，辨别是非不清楚的，不值得和他交游。根本不牢的，枝节必危。光勇敢而不注重品行修养的，后必懒惰。源头浊的流不清，行为无信的人名声必受损害，声誉不会无故产生和自己增长。功成了必然名就，名誉不可虚假，必须反求诸己。专说而行动迟缓，虽然会说，但没人听信。出力多而自夸功劳，虽劳苦而不可取。聪明人心里明白而不多说，努力作事而不夸说自己的功劳，因此名誉扬于天下。说话不图繁多而讲究富有智慧，不图文采而讲究明白。所以既无智慧又不能审察，加上自身又懒惰，则必背离正道而行了。善不从本心生出就不能保留，行不由本身审辨就不能树立，名望不会由苟简而成，声誉不会因诈伪而立，君子是言行合一的。以图利为重，忽视立名，（这样）而可以成为天下贤士的人，还不曾有过。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
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谷。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
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中行寅染于藉秦、高强，吴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知伯摇染于智国、张武，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必称此六君也。
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于染当。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刀之徒是也。诗曰“比择所堪，必谨所堪”者，此之谓也。
墨子说，他曾见人染丝而感叹说：“（丝）染了青颜料就变成青色，染了黄颜料就变成黄色。染料不同，丝的颜色也跟着变化。经过五次之后，就变为五种颜色了。所以染这件事是不可不谨慎的。”
不仅染丝如此，国家也有“染”。舜被许由、伯阳所染，禹被皋陶、伯益所染，汤被伊尹、仲虺所染，武王被太公、周公所染。这四位君王因为所染得当，所以能称王于天下，立为天子，功盖四方，名扬天下，凡是提起天下著名的仁义之人，必定要称这四王。
夏桀被干辛、推哆所染，殷纣被崇侯、恶来所染，周厉王被厉公长父、荣夷终所染，周幽王被傅公夷、蔡公穀所染。这四位君王因为所染不当，结果身死国亡，遗羞于天下。凡是提起天下不义可耻之人，必定要称这四王。
齐桓公被管仲、鲍叔牙所染，晋文公被舅犯、高偃所染，楚庄王被孙叔敖、沈尹茎所染，吴王阖闾被伍员、文义所染，越王句践被范蠡、文种所染。这五位君主因为所染得当，所以能称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范吉射被长柳朔、王胜所染，中行寅被籍秦、高强所染，吴王夫差被王
孙雒、太宰嚭所染，知伯摇被知国、张武所染，中山尚被魏义、偃长所染，宋康王被唐鞅、佃不礼所染。这六位君主因为所染不当，所以国破家亡，身受刑戮，宗庙毁灭，子孙灭绝，君臣离散，百姓逃亡。凡是提起天下贪暴苛刻的人，必定称这六君。
大凡人君之所以能够安定，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行事合理。而行事合理源于所染得当。所以善于做国君的，用心致力于选拔人才。不善于做国君的，劳神伤身，用尽心思，然而国家更危险，自己更受屈辱。上述这六位国君，并非不重视他们的国家、爱惜他们的身体，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治国要领的缘故。所谓不知道治国要领，即是所染不得当。
不仅国家有染，士也有“染”。一个人所交的朋友都爱好仁义，都淳朴谨慎，慑于法纪，那么他的家道就日益兴盛，身体日益平安，名声日益光耀，居官治政也合于正道了，如段干木、禽子、傅说等人即属此类（朋友）。一个人所交的朋友若都不安分守己，结党营私，那么他的家道就日益衰落，身体日益危险，名声日益降低，居官治政也不得其道，如子西、易牙、竖刀等人即属此类（朋友）。《诗》上说：“选好染料。”所谓选好染料，正是这个意思。
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衡以水，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己。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
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刍牛羊，豢犬猪，洁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说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
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于天下僇，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故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
墨子说：天底下办事的人，不能没有法则；没有法则而能把事情做好，是从来没有的事。即使士人作了将相，他也必须有法度。即使从事于各种行业的工匠，也都有法度。工匠们用矩划成方形，用圆规划圆形，用绳墨划成直线，用悬锤定好偏正，（用水平器制好平面）。不论是巧匠还是一般工匠，都要以这五者为法则。巧匠能切合五者的标准，一般工匠虽做不到这样水平，但仿效五者去做，还是要胜过自身的能力。所以工匠们制造物件时，都有法则可循。
现在大的如治天下，其次如治大国，却没有法则，这是不如工匠们能明
辨事理。那么，用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才行呢？假若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何如？天下做父母的很多，但仁爱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假若以自己从学的师长为法何如？天下做师长的很多，但仁爱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师长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假若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何如？天下做国君的很多，但仁爱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所以父母、师长和国君三者，都不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
那么用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才行呢？最好是以天为法则。天的运行广大无私，它的恩施深厚而不自居，它的光耀永远不衰，所以圣王以它为法则。既然以天为法则，行动作事就必须依天而行。天所希望的就去做，天所不希望的就应停止。那么天希望什么不希望什么呢？天肯定希望人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怎么知道天希望人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呢？这是因为天对人是全爱和全利的缘故。怎么知道天对人是全爱和全利呢？因为人类都为天所有，天全部供给他们吃的。
现在天下不论大国小国，都是天的国家。人不论长幼贵贱，都是天的臣民。因此人无不喂牛羊、养猪狗，洁净地准备好酒食祭品，用来诚敬事天。这难道不是全部地拥有和供给人食物？天既然全部地拥有和供给人食物，为何能说天不要人相爱相利呢？所以说：“爱人利人的人，天必定给他降福；相互厌恶和残害人的人，天必定给他降祸。所以说：杀害无辜的人，会得到不祥后果。为何说人若相互残杀，天就降祸于他呢？这是因为知道天希望人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
以前的圣王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对天下百姓全都爱护，带领他们崇敬上天，侍奉鬼神。他们给人带来的利益多，所以天降福给他们，使他们立为天子。天下的诸侯，都恭敬地服事他们。暴虐的君王桀、纣、周幽王、周厉王，对于天下的百姓全部厌恶、憎恨，带领他们咒骂上天，侮辱鬼神。他们残害的人多，所以天降祸给他们，使他们丧失了国家，身死还要受辱于天下。后代子孙责骂他们，至今不休。所以做坏事而得祸的，桀、纣、周幽王、周厉王即是这类；爱人利人而得福的，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即是这类。爱人利人而得福的是有的，厌恶人残害人而得祸的，也是有的！
卷一
《亲士》
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国而霸诸侯，越王句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
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是故逼臣伤君，谄下伤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长生保国。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远臣则唫，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
今有五锥，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于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者，乃千人之长也。
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陕者速涸，逝浅者速竭，墝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泽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
《修身》
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近者不亲，无务来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举物而暗，无务传闻。
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迩来远，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谮慝之言，无入之耳，批捍之声，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无存之心，虽有诋讦之民，无所依矣。
故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设壮日盛。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隳巅，而犹弗舍者，其唯圣人乎！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偏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末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故彼智无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寻焉，忘名忽焉，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
《所染》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
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谷。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
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句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傅于后世。
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中行寅染于籍秦、高强，吴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知伯摇染于智国、张武，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宋康染于唐鞅、伷不礼。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必称此六君也。
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于染当。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刁之徒是也。《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此之谓也。
《法仪》
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己。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
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而可。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
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羊、豢犬猪，洁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说以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日：「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是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
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贼其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僇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故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
《七患》
子墨子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持客，三患也。仕者待禄，游者忧反，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杜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不尽收则不尽御。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彻县，士不入学，君朝之衣不革制，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雍食而不盛，彻骖騑，涂不芸，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
今有负其子而汲者，队其子于井中，其母必从而道之。今岁凶，民饥道饿，重其子此疚于队，其可无察邪？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夫民何常此之有？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故曰：「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故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故《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此其离凶饿甚矣。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
故食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是若庆忌无去之心，不能轻出。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王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
故曰：以其极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故国离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此皆备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
《辞过》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也，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
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赈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凊。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人治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丝麻，捆布绢，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故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也。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
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煗，夏则轻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妤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巳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今则不然，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饐，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欲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止足用，故民归之。
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袤。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
凡回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虽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行，故民无怨。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子失时，故民少。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
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熟，衣服节而肌肤和。
《三辩》
程繁问于子墨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
子墨子曰：「昔者尧舜有茅茨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自作乐，命曰《九招》。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生之乐，命曰《驺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
程繁曰：「子曰：『圣王无乐』。此亦乐已，若之何其谓圣王无乐也？」子墨子曰：「圣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因为无知矣。今圣有乐而少，此亦无也。」
卷二
《尚贤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
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己。」
曰：「然则众贤之术将柰何哉？」
子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
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亲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避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宫，墙立既，谨上为凿一门，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盗其无自出。是其故何也？则上得要也。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业彰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尚贤中》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者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此谓进贤。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
贤者之治国者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上有以洁为酒醴栥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交接，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强。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
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术，则事犹若未成，是以必为置三本。何谓三本？曰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夫岂为其臣赐哉，欲其事之成也。《诗》曰：『告女忧恤，诲女予爵，孰能执热，鲜不用濯。』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不可以不执善，承嗣辅佐也。譬之犹执热之有濯也。将休其手焉。古者圣王唯毋得贤人而使之，般爵以贵之，裂地以封之，终身不厌。贤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终身不倦。若有美善则归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谤在下，宁乐在君，忧戚在臣，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
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贤使能为政，高予之爵，而禄不从也。夫高爵而无禄，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实爱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将岂能亲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贪于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于货者不能分人以禄。」事则不与，祲则不分，请问天下之贤人将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哉？若苟贤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则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则其所誉不当贤，而所罚不当暴，王公大人尊此以为政乎国家，则赏亦必不当贤，而罚亦必不当暴。若苟赏不当贤而罚不当暴，则是为贤者不劝而为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则不慈孝父母，出则不长弟乡里，居处无节，出入无度，男女无别。使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倍畔，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从，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与谋事不得，举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诛不强。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失措其国家，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则？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
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杀也，必藉良宰。故当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夫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爱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与其爱。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处若官者爵高而禄厚，故爱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则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将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修，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则此治一而弃其九矣。虽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犹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则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也。故以尚贤使能为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谓也，以下贤为政而乱者，若吾言之谓也。
今王公大人中实将欲治其国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且以尚贤为政之本者，亦岂独子墨子之言哉！此圣王之道，先王之书距年之言也。传曰：『求圣君哲人，以裨辅而身』，《汤誓》云：『聿求元圣，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则此言圣之不失以尚贤使能为政也。故古者圣王唯能审以尚贤使能为政，无异物杂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说被褐带索。庸筑乎傅岩，武丁得之，举以为三公，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贱卒而贵，始贫卒而富？则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是以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
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赏何也？曰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爱之，从而利之，又率天下之万民以尚尊天、事鬼、爱利万民，是故天鬼赏之，立为天子，以为民父母，万民从而誉之曰『圣王』，至今不已。则此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也。然则富贵为暴，以得其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从而贼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诟天侮鬼，贼傲万民，是故天鬼罚之，使身死而为刑戮，子孙离散，室家丧灭，绝无后嗣，万民从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则此富贵为暴，而以得其罚者也。然则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伯鲧，帝之元子，废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热照无有及也，帝亦不爱。则此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也。然则天之所使能者谁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书吕刑道之曰：『皇帝清问下民，有辞有苗。曰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鳏寡不盖，德威维威，德明维明。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民维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维假于民。』则此言三圣人者，谨其言，慎其行，精其思虑，索天下之隐事遗利，以上事天，则天乡其德，下施之万民，万民被其利，终身无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则不窕，小用之则不困，修用之则万民被其利，终身无已。』周颂道之曰：『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则此言圣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修久也。故圣人之德盖总乎天地者也。
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夫无德义将何以哉？其说将必挟震威强。今王公大人将焉取挟震威强哉？倾者民之死也。民生为甚欲，死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僧屡至，自古及今未尝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将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后世，故不察尚贤政之本也。此圣人之厚行也。」
《尚贤下》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国家之富也，人民之众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识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贤为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贤为政之本也，则不能毋举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诸侯于此，为政其国家也，曰：『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惧。我赏因而诱之矣，曰：『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惧。今惟毋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使国为善者劝，为暴者沮，大以为政于天下，使天下之为善者劝，为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贵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临众发政而治民，使天下之为善者可而劝也，为暴者可而沮也。然则此尚贤者也，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同矣。
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处言语皆尚贤，逮至其临众发政而治民，莫知尚贤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于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财不能杀，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财不能制，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罢马不能治，必索良医；有一危弓不能张，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逮至其国家则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举之，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不若亲其一危弓、罢马、衣裳、牛羊之财与。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此譬犹喑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
是故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贵，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使为庖人，汤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尧之举舜也，汤之举伊尹也，武丁之举傅说也，岂以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
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之竹帛，琢之盘盂，传以遗后世子孙。于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王曰：『于！来！有国有土，告女讼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择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择人而敬为刑，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则以尚贤及之，于先王之书竖年之言然，曰：『晞夫圣、武、知人，以屏辅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选择贤者以为其群属辅佐。曰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曰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莫若为贤。为贤之道将柰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
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国家，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哉？曰莫若为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学能者也。使不知辩，德行之厚若禹、汤、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亲，躄、喑、聋，暴为桀、纣，不加失也。是故以赏不当贤，罚不当暴，其所赏者已无故矣，其所罚者亦无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体，沮以为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劳来也；腐臭馀财，而不相分资也，隐慝良道，而不相教诲也。若此，则饥者不推而上之以。
是故昔者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小臣，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得此不劝誉。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为仁义，求为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远者归之。日月之所照，舟车之所及，雨露之所渐，粒食之所养，故尚贤之为说，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卷三
《尚同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文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馀力不能以相劳，腐列馀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夫明宓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正长既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意若闻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过弗规谏，下有善弗傍荐，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上以此为赏罚，甚明察以审信。
是故里长者，里之仁人也。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则乡何说以乱哉？』察乡之所治者何也？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是以乡治也。
乡长者，乡之仁人也。乡长发政乡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国君。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则国何说以乱哉。』察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国君唯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
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国君发政国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则天下何说以乱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以治也。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灾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圣王为五刑，请以治其民。譬若丝缕之有纪，罔罟之有纲，所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尚同中》
子墨子曰：「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内之父子兄弟作怨雠，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馀力不以相劳，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腐臭馀财不以相分，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
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既以立矣，以为唯其耳目之请，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是故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为天下博大，山林远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设以为万诸侯国君，使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国君既已立矣，又以为唯其耳目之请，不能一同其国之义，是故择其国之贤者，置以为左右将军大夫，以远至乎乡里之长与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
天子诸侯之君，民之正长，既已定矣，天子为发政施教曰：『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义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则赏之，万民闻则誉之。意若闻见善，不以告其上，闻见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己有善不能傍荐之，上有过不能规谏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则诛罚之，万民闻则非毁之』。故古者圣王之为刑政赏誉也，甚明察以审信。
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赏誉，而畏上之毁罚。是故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里长既同其里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曰：『凡里之万民，皆尚同乎乡长，而不敢下比。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乡长固乡之贤者也，举乡人以法乡长，夫乡何说而不治哉？』察乡长之所以治乡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乡之义，是以乡治。
其乡，而乡既已治矣，有率其乡万民，以尚同乎国君，曰：『凡乡之万民，皆上同乎国君，而不敢下比。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国君固国之贤者也，举国人以法国君，夫国何说而不治哉？』察国君之所以治国，而国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国之义，是以国治。
国君治其国，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
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则天灾将犹未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孰，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万民，齐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洁，牺牲不敢不腯肥，圭璧币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时几，听狱不敢不中，分财不敢不均，居处不敢怠慢。曰其为正长若此，是故出诛胜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为政者也。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
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时，天鬼之福可得也。万民之所便利而能强从事焉，则万民之亲可得也。其为政若此，是以谋事，举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为政长也，下者万民有便利乎其为政长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强从事焉，则天下之正长犹未废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乱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时之以正长，则本与古者异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昔者圣王制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乱天下。则此岂刑不善哉？用刑则不善也。是以先王之书吕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练折则刑，唯作五杀之刑，曰法。』则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为五杀，则此岂刑不善哉？用刑则不善。故遂以为五杀。是以先王之书术令之道曰：『唯口出好兴戎。』则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为谗贼寇戎。则此岂口不善哉？用口则不善也，故遂以为谗贼寇戎。
故古者之置正长也，将以治民也，譬之若丝缕之有纪，而罔罟之有纲也，将以运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义也。是以先王之书，《相年》之道曰：「夫建国设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轻大夫师长，否用佚也，维辩使治天均。」则此语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也。故古者圣王之为若此。
今王公大人之为刑政则反此。政以为便譬，宗于父兄故旧，以为左右，置以为正长。民知上置正长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隐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义。若苟上下不同义，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
曰：上唯毋立而为政乎国家，为民正长，曰：「人可赏吾，将赏之。」若苟上下不同义，上之所赏，则众之所非，曰人众与处，于众得非。则是虽使得上之赏，未足以劝乎！上唯毋立而为政乎国家，为民正长，曰：「人可罚，吾将罚之。」若苟上下不同义，上之所罚，则众之所誉。曰人众与处，于众得誉，则是虽使得上之罚，未足以沮乎！若立而为政乎国家，为民正长，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可以沮暴，则是不与乡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同乎！若有正长与无正长之时同，则此非所以治民一众之道。
故古者圣王唯而以尚同，以为正长，是上下情请为通。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积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谈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成矣。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垂名于后世者，无他故异物焉，曰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
是以先王之书《周颂》之道之曰：「载来见彼王，聿求厥章。」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以春秋来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严教，退而治国，政之所加，莫敢不宾。当此之时，本无有敢纷天子之教者。《诗》曰：「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又曰：「我马维骐，六辔若丝，载驰载驱，周爰咨谋。」即此语也。古者国君诸侯之闻见善与不善也，皆驰驱以告天子，是以赏当贤，罚当暴，不杀不辜，不失有罪，则此尚同之功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请将欲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当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尚同下》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计国家百姓所以治者而为之，必计国家百姓之所以乱者而辟之。然计国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何以知其然也？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是明民于善非也。苟若明于民之善非也，则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也。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上之为政也，不得下之情，则是不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于民之善非，则是不得善人而赏之，不得暴人而罚之。善人不赏而暴人不罚，为政若此，国众必乱。故赏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
然计得下之情将柰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然后可矣。何以知尚同一义之可而为政于天下也？然胡不审稽古之治为政之说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百姓为人。若苟百姓为人，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逮至人之众不可胜计也，则其所谓义者，亦不可胜计。此皆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是以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天下，是以选择其次立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国建诸侯。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选择其次立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是以选择其次立而为乡长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诸侯、卿之宰、乡长家君，非特富贵游佚而择之也，将使助治乱刑政也。故古者建国设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师长，此非欲用说也，唯辩而使助治天助明也。
今此何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则是上下相贼也，何故以然？则义不同也。若苟义不同者有党，上以若人为善，将赏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赏，而辟百姓之毁，是以为善者，必未可使劝，见有赏也。上以若人为暴，将罚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罚，而怀百姓之誉，是以为暴者，必未可使沮，见有罚也。故计上之赏誉，不足以劝善，计其毁罚，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
则欲同一天下之义，将柰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赏使家君试用家君，发宪布令其家，曰：『若见爱利家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家者，亦必以告。若见爱利家以告，亦犹爱利家者也，上得且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家不以告，亦犹恶贼家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以遍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辟其毁罚。是以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之赏，而暴人之罚，则家必治矣。然计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
家既已治，国之道尽此已邪？则未也。国之为家数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乱，而薄者有争，故又使家君总其家之，以尚同于国君。国君亦为发宪布令于国之众，曰：『若见爱利国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国者，亦必以告。若见爱利国以告者，亦犹爱利国者也，上得且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国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国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以遍若国之人，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避其毁罚。是以民见善者言之，见不善者言之，国君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矣。然计若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
国既已治矣，天下之道尽此已邪？则未也。天下之为国数也甚多，此皆是其国，而非人之国，是以厚者有战，而薄者有争。故又使国君选其国之义，以尚同于天子。天子亦为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曰：『若见爱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天下者，亦以告。若见爱利天下以告者，亦犹爱利天下者也，上得则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天下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天下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以遍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避其毁罚，是以见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赏而暴人罚之，天下必治矣。然计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
天下既已治，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故当尚同之为说也，尚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诸侯，可而治其国矣；小用之家君，可用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小用之，治一国一家而不横者，若道之谓也。」
故曰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独子墨子有此，而先王无此其有邪？则亦然也。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于先王之书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
故古之圣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论，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为之人，助之视听者众。故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先之誉令闻，先人发之。唯信身而从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语焉，曰：「一目视也，不若二目之视也。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强也。」夫唯能信身而从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贤人焉，其乡里之人皆未之均闻见也，圣王得而赏之。千里之内有暴人焉，其乡里未之均见也，圣王得而罚之。故唯毋以圣王为聪耳明目与？岂能一视而通见千里之外哉！一听而通闻千里之外哉！圣王不往而视也，不就而听也。然而使天下之为寇乱盗贼者，周流天下无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为政善也。
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爱民不疾，民无可使，曰必疾爱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贵以道其前，明罚以率其后。为政若此，唯欲毋与我同，将不可得也。」
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为仁义，求为士，上欲中圣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尚同之说，而不察尚同为政之本，而治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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